• 医理探讨 | 一位卵巢癌患者的故事:为爱重生,借写作走出泥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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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神医 发表于 2012-3-23 22:08:50
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就在这生死关头,也许是我的善良感动了上苍,老天把一个救苦救难的贵人送到了我的眼前。

2010年8月初,一位癌症病友的朋友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著名中医药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会长——何教授。

我患癌症后,朋友纷纷热心地介绍治癌中医、治癌偏方、治癌新医术。心被爱填得满满的,但何去何从却很难定夺。

在一个小面包车里,我和丈夫见到了朋友介绍的何教授医治过的那个癌症患者。

“这哪是个癌症病号?脸色比丈夫都红润”一进他的车里,我的心略显激动。

他,肝癌患者,肿瘤位置不能做手术,化疗后像个纸人,风一吹就倒。何教授治疗后,肿瘤最终由12公分缩至2公分,现在,他上班了,开着车到处跑。

见面前,他送我一本何教授治疗肿瘤的书。书中“治癌,还是救人?”、“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圆桌诊疗”的理念让我觉得新奇。

“反正是身体做不了化疗了,这个中医还比较靠谱,也许会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呢?”我的心,充满了一线希望。

我和丈夫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了上海何教授的门诊部。

进了诊所大厅,“怎么这么多癌症病人?”心里掠过一阵悲伤。

癌症患者,口音南腔北调,男女老少,几个秃着头的患者分外显眼。“唉,这些可怜的人啊!”原本愁苦的心更加沉重。

“圆桌诊疗”,是诊室里有一个长圆形的桌子,何教授和他的助手、患者围坐在桌子边,像会议室里开着会议一样。

何教授为每一位患者把脉、看舌苔……,我在诊室外面等候时,就隔着玻璃墙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像不会游泳的落水者,极力想抓住一切能够生还机会的心态,想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生存的希望有几分。

总算挨到我进诊室了,里面有7、8个患者,有序地依着坐次待诊。

我的心让愁苦塞得满满的,脸皮紧绷,没有一丝笑容,像学生听老师上课一样,目不转晴地看着、听着。

我前一位男患者70多岁,患肺癌5年了,既没手术也没化疗,一直是教授诊治。这次觉得肺部有些不适来就诊,教授看过片子微笑告诉他是炎症。当这位老者的儿子向教授告状“他还喝酒……。”教授冲着其他患者开玩笑地说“这是我的患者里最不听话的一个……!”

“肺癌5年没手术没化疗还活着。”我自言自语,一缕曙光照进了心里。

我是教授的新患者,他把我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手术记录等病历、手术前后的CT片子认真地看了一遍。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政府部门。”

“什么职务?”

“处长。”

“你就太认真了,不需要的!你看那位老患者什么都不在意……。”他手指着老患者刚刚走出诊室方向对我说。

“工程师、会计、教师、党务工作者都是那么认真了。”教授边摇头边笑着说。

“我就是因为太不认真了才生这么重的病!”我在心里没有完全接受教授的说法。

我怀着略好于初来就诊时的心情,带着教授研制的“零毒抑瘤”片剂和中草药方子走出了希望能够创造生命奇迹的梦想诊所。

“我怎么觉得两腿有点劲儿了?”口服教授研制的药一周后,我对丈夫说。丈夫瞥了我一眼没作声。那眼神分明在说,“不可能吧,哪有那么神奇!”

求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    8月下旬我做了CA125化验,癌标记物还在升高,我和丈夫又都慌了神。

丈夫寝食不安,无奈分别给北京手术的主刀医生、上海的中医何教授打长途电话。答复:继续观察。

此时,我打开了月初去上海中医门诊购买的何教授在青岛电视台录制的《民生开讲》节目——肿瘤只是慢性病的光碟,想从中寻求一点帮助。

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看,成为我治癌求生道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教授关于医治癌症的理念深深吸引了我,我一口气将三张碟全部看完。讲解声情并茂,既有医术又有文采,如此沉重的话题他竟能讲得让我笑出了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看电视喜剧呢,我的心情久日没有这么轻松了。

神了,我不再心惊肉跳地恐惧癌标记物升高,用教授的话“指标,只是一组数据。”对于死亡自己虽然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不得不承认内心深处始终没能逃脱癌症的苦扰。在此之前,任何人的开导也没能打开我难以开启的心扉,就像教授第一次给我诊脉时说的“你太紧张了!”“她还行,挺勇敢的!”丈夫解释道,教授笑着摇了摇头。只有教授真切地看出了我的心病,也只有教授循循善诱的讲解像春风一样吹开了我心里紧闭的那扇门,他的话深入我心,我幸运地走出了愁闷的心灵沼泽地。

在我看来,癌症患者身上的肿瘤难以医治,癌症患者的心理疾病更难医治。“他不愧为是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会长!”我无数次的在心里感叹,心里充满了对他无比的敬重和感恩。

9月底,我心中的贵人——上海何教授来大连举办治癌公益讲座。

第二次见到他时,我的心情和8月初第一次见他时真是大相径庭,我的脸上有了笑容,我可以平静地向他述说半个月前检查出癌细胞肝脏转移的病情。

教授看过PET-CT片子后果断地说,“CA125升到100时再考虑做化疗,要做全身化疗,肝脏小的癌病灶位置不好,介入化疗达不到疗效。”他从不排斥化疗,只不过是强调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科学的把握化疗时机和药量,像他说的那样,什么时候适宜“大西医小中医”,什么时候适宜“大中医小西医”。

受何教授治癌理念的影响,当众多的西医建议我介入化疗时,我就考虑暂缓做化疗。这次听了教授的意见后,我打定主意坚持他的“零毒抑瘤”和中药调理的治疗方案。

丈夫可是被我的癌细胞转移至肝脏吓着了,听了大医院专家的意见,而且朋友还催他刻不容缓,肝脏癌症病情恶化快,抱定西医化疗的主意。

“过完十一咱就到上海住院化疗。”丈夫和我商量。

“我不去!” 我是不容商量的语气。

“肿瘤长大了,错过化疗最佳治疗时机,哭都来不及了。”丈夫有点急了,看我默不作声,接着唠叨,“不是我不相信中医,至少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中医的效果……!”

“你看看教授写的书和讲座光碟。”我强调。

“我不看!”丈夫不耐烦了。

“那就听我的。”我也提高了嗓门。

“十一”过后,丈夫下班回家告诉我,上海医院已联系好住院床位,明天启程前往。我不同意,丈夫无奈通知上海的朋友再缓些日子。

看着丈夫左右为难的焦急样子,我答应他到上海先检查一下病情。

不知为什么,我确诊为癌症后去北京求生的心情是那样的迫切;而今,竟然坐在床上很无奈地、伤心地哭了起来。自己好像有种不祥预感。如果我去了上海,就逃脱不了介入化疗,不仅要失去眼前的生活质量,也许会快速走向死亡。

到上海的第二天,丈夫果然在办理住院手续。

“检查病还用住院吗?在门诊就行了!”我赌气地说。丈夫理都不理我,只顾做他的事情。我被丈夫“绑架”进了病房。入院的第二天晚上做了核磁共振,我坚持待检查结果出来后再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入院的第五天下午,核磁共振的结果还没出来,丈夫就对我说“医生让你去签字。”

“签什么字?” 我明知故问。

“化疗签字!”丈夫低声说。

“我同意化疗了吗?”我扬起眉毛看了他一眼,满脸的不快。

“医生说就像扎一针似的,最坏的结果只要不吐血就行……!”丈夫难为情地解释。

“你以为我是怕遭罪吗?”我不满地瞪大了眼睛。

丈夫到医生办公室去报告“动员”情况,回到病房说“医生请你去趟办公室。”

“我不去,没什么可说的……!”我板着冷脸说,丈夫又去医生办公室。

也许是老天同情我,化疗签字的第二天早上,核磁共振的报告竟然出来了。肝脏上的转移癌,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大小没有变化。

“做什么化疗,见鬼去吧……!”心里一阵狂喜,得意地望着不知所措的丈夫。

我悄悄走进刚刚做过介入化疗的一个哈尔滨患者病房。他,和我年龄相仿,1米9的身高,十分英俊,只是脸色苍白无光。

他正大口大口地吐着,妻子疼爱的眼神一秒钟也没离开痛苦折磨的丈夫,我悄声地退出病房。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在病房走廊见到了我,“他哭着求我再不做了……!”泪水盈满她的眼眶,她的丈夫已做了四次介入化疗了。我怀着挣脱化疗恶运的庆幸,逃离了医院,时间是11月3日。

何教授的话像种子一样深深扎根我的心。正因为此,比起丈夫来,我对自己的病情还是十分镇静和淡定,以乐观的心态、勇敢的笑容拥抱新的一天,以理性的思维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写作,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    我把自己的每日生活安排的很充实,看书、看报、听音乐、弹钢琴、散步,除此之外,我开始写作。

虽然我不是一个名人,但在7、8年前我就想把自己平凡的故事记录下来写本书。终因工作繁忙,主要是心绪杂乱和浮燥,没能静下心来动笔。

现在的我,故事依旧平凡,但有了常人没有的生死经历,创作的冲动与日俱增。我把已写的部分文稿发到好朋友的邮箱。她和丈夫都在沈阳的一所大学教书,我们两家有近20年的交情了。当得知我患癌症后,她和丈夫先后到家中看望。去年6 月份她去印度学习灵修课程,心事重重地捎上我的像片放在合一大学她上课教室的神坛上,祈求神能保佑我生命的继续。近一年的时间里,她天天为我祈祷,还不时的发短信鼓励我勇敢战胜疾病。

她看过我写的文章片断后,异常的欣喜,即发短信:

“看完了你的文章,真的是太棒了!真情啊,感动得我啊!学中文的写不出来这么打动人的作品,我向你鞠躬学习!把它放在网上吧,放上去,会有很多读者的,让更多的人受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人!爱你!期待着下文。但是别累着啊!”

看到大学教中文的她如此赞美的我的文章,自己像一个初上学的孩子受到老师表扬似的激动不已!短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晚上躺在床上还在美美地回味着短信的内容。

好朋友的鼓励像甘露滋润着我的心田,身体像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似的,只要身上能舒服一点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

聚精会神地写作,常常使我忘记了像“课程表”一样的喝水、吃药、吃煮熟的果酱……!

“你是不是又把你工作上的劲儿用到写书上了。”丈夫生气了,脸拉的老长。

“真不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像训兵一样训我,就是不能开骂。

我总是笑嘻嘻地对付他的责怪,态度也特诚恳。等到他上班走人了,我还是我。

我有一个心思跟好朋友说过,“我争取把第一稿写出来,如果我死了,拜托你修改出版,了我心愿!如果第一稿写出来后,我人还活着,那还是由我修改。”

这个悲伤的心思,我从未对丈夫表露过,所以他怎能理解我又在犯“傻”呢。

从写作中,我也得到患病后从未有过的愉悦。写作,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我还是个有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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