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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带一路”美中博弈（名意） “一带一路”属于中国，更属于中美与需要和平、幸福生活的全人类。 ——某名人日记 环顾当今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才称得上洲际间庞大地缘与经济的最重大影响因素。美国是现成老牌的现代文明代表；中国是新兴的文明古国，两强相遇，有没有“修昔底德陷井”，如何“斗而不破”，博弈、或战与和。将关系到中美两国仍至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与发展。 全意识学认为：宇宙间单位的时间、空间、质量、能量与信息，如：时间在一年、十年、几十年、几百年等不同，都改不了不停、不断变化与运动。具体包括：地球、美国、中国等都是如此。因此任何国家与个人；或某个伟大思想、杰出人物、理想境界、辉煌成就、高深知识等，都极其渺小、有限。这就判明美国思想、美国梦等所有美国价值观仅适用于美国，而不一定适用于世界。对自己不了解、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国家，例如：中国。“坐井观天”、指手画脚、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甚至胆大包天、智令神昏、手脚并用、“死不悔改”、封锁威胁、战争吓唬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总有一天会被斩断“黑手”，或自己摔断了腿。 第一单元 “一带一路”与中美关系（名交） “二战”后得了便宜的美国，在世界“继续卖乖”。为了自己国家利益（私利），不惜仍用动武，出手对欧洲、亚洲、美洲、等世界各国干尽坏事。拥有世界最大武库，虎视眈眈、讹诈全球与中国，为世界带来战争、灾难、难民与死亡。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公道，上帝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一看你的子民美国，是如何地在全世界和中国制造麻烦与胡作非为；天理何在、天良何在,上帝何在！为什么不出来主持世界公理，管一管美国，让美国在不损人损己的基础上去利己、为己（国家利益？“九一一”也是, 或只是“弱者”对美国强霸的反抗！？）。 美中“新冷战”与战略对抗的三条出路：第一，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联手共建欧亚美太平洋文明区或“亚太安全和平发展区”；第二，美国主导用“炮舰”强迫中国跟随的“亚太再平衡”；第三，美中“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对抗与战略博弈。 第一节 “一带一路”中美海权博弈（名意） “一带一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海权为“四海两洋”，即：黄海、东海、台海、南海；太平洋与印度洋。美国是世界第一海权霸权大国，战略核心在太平洋。为了防患中国的“和平崛起”，精心策划的“亚太再平衡”就由此而来。 一 美国太平洋海权战略 美国太平洋海权攻略与缓冲区战略。依次为东太平洋：本土守卫海权战略，第一核心区与缓冲区；西太平洋：以夏威夷为前哨的本土守卫海权战略，第二核心区与缓冲区，或美国用海权包围“红色中国”的“第二岛链”纵深地带；“四海联动”：本土守卫海权战略，第三缓冲区，又称用海权包围“红色中国”的“第一岛链”；美国本身拥有太平洋，加上印度洋与南海，即可形成“南海两洋联动”，加上台海、东海、黄海，形成“两洋四海”合围中国的最佳海权优势战略。 美中“四海两洋”海权博弈，仅为美国全球海权博弈的一部分，其它的如：美国大西洋战略、美国印度洋战略、美国北冰洋战略等。其战略目的，依重要性排列有三点。第一，本土守卫；第二全球霸权，如：南联盟事件，伊拉克事件等；第三，全球威慑，如：台海、南海的美国的干涉与威胁。 中国“和平崛起”，完全打乱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威慑，为保持美国海权战略的全球部署，中国早晚肯定是美国“眼中钉”。太平洋是美国既有 “内湖”，再大也都是美国的，决不容许任何人染指，干脆说中、日、俄谁都别想。 至于“四海”、印度洋之类，也是美国的“私人财产”，能在这些地方制造混乱，让美国“混水摸鱼”乱中取胜，全是美国的国策。特别“四海”，制造“四海”域内各国的矛盾与相攻，是美国把握“四海域内”各国，永远不变的“万灵药”。目前台海统独之争，黄海的“朝核威胁”，东海的“钓鱼岛”中日“变脸”，南海的中、菲、越大动干戈，都是“美国计”，中、日、朝、韩、菲、越全部中计，完全落入让美国随意摆布的圈套中。 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甚至台湾的民进党台独集团，对美国都有一种深刻的误解与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自己是美国的盟邦或“友好”国家，美国会放弃自己利益，为它们的非份之想，“冲锋陷阵”，当然最好能让美国卷入“流血牺牲”。例如：民进党想台独，打算的就是让美国与大陆对抗，“挡枪”等。 二 美国有个“罩门” 美国有个“罩门”，就是再也不愿为他国而战。比如：再为“自由世界”奋斗几十年，其实也为欧、亚、非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奥巴马所说“中国搭便车”，就由此而来，这是真心话，为什么好日子不过，到处惹事打仗，得到什么？真“变态”。 现在美国最怕直接卷入与他国的战争，就象阿富汗、伊拉克那样，在那里化钱、死人，搞得天怒人怨，最后还走不了。南海现在是美国的又一个大陷井，这个“修斯底德陷阱”，由中国人给他布好，等他钻。自己来，带着“八国联军”、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之类的诸盟国一起来，我们都“热烈欢迎”。手伸得太长，最后剩下“孤家寡人”，“顶风作案”，搞什么“自由航行”，太危险了，还是那句话小心“摔断腿”。 三 美国与中国“四海”海权之争 美中海权博弈，当前态势是美国攻，中国守，“一带一路”的中国和平崛起，为美国全球海权霸权的威慑带来巨大震撼。美国全球国力与霸权威慑能力已大幅下降，想全面对付中俄等，更是力不从心。“一带一路”需要和平，反对战争，强霸的美国“四海”战略，让“盟邦”众叛亲离，最后只能自己出面与中国对着干，中美在朝鲜已经“双鹰会”，中美摊牌美国决没有好果子吃。 说白就是“四海”是中国核心利益，来犯者肯定倾全国之力决一死战。美国不可能，让中美两国同归于尽，想在“四海”与中国进行决战，美国必败。 四 美国只会打“边鼓” 为了全球霸权与威慑，美国不可能眼巴巴地看着中国在“四海”取胜。因此肯定会打“边鼓”，比如：挑动声索国闹事（菲越等）、卖武器；声称为盟国、声索国“两肋插刀”、“流血卖命”；为“航行自由”，开军舰、飞机显耀武力；插手中国内务，如台独、港独等；“贼喊捉贼”，派飞机、用卫星等抵近侦察，“美（黔）驴技穷”，仅此而已。 因为“四海”与美国本土相比，根本是两回事，还因为中国的中华文化、和谐、和平与万里长城。这在全世界都是出名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维护者，不象美国是战争贩子。美中博弈，美国应该把握好度，不然肯定出事，让中美甚至还加上俄罗斯，大家同归于尽“死了算”。 美国把中国当猴耍，让中国不停“割地赔款”，已经干了几十年。现在还在做，坏事做太久了害人终害己，太精太好的美国算盘，肯定把自己算进去。 五 中国“四海战略”与美中 中国是近两百年来全世界最不幸的大国，还“江山破碎，国土分裂”（台湾、钓鱼岛、南海诸岛？），美国把中国核心利益当成“玩偶”、傻瓜与真“笨蛋”。 “四海”是中国核心利益，只凭“满腔热血”其实无用，已经全部落入了美、日的算计之中。怎样守住四海，提防美国，赶走美国，已成为中国海权战略的第一要务。 （一）黄海 黄海是东北亚三国，中、日、韩的“内海”，加上俄罗斯，已是当前世界盛衰的关键所在。中、日、韩、俄四国联手，美国算什么？肯定天下无敌，可整个局面已被美国全部控制。“内斗”的根源在地缘，为了“丁点”领土、领海，各出奇招，美国指挥四国“混战”。域内各国“人财两空”，美国“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 中、日、韩、俄应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把美国这个域外国家赶出去，我们一起来商量“域内事”，“自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总会妥善解决任何“内部”矛盾。 （二）东海 东海是中、日两国的切身利益所在，因一己之私，也因历史原因，日本成为美国人的“一条狗”。但日本民族是伟大的，也是从内心里对美国充满刻骨仇恨，就像当年中国人恨日本人一样，说白了就是中日仇恨与相争，正中美国下怀。 （三）台海 美国人的良心让狗吃了，他们插手台海，干涉中国内务事务几十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与你何干，现在仍有“台湾关系法”与不断的对台军售。为打倒这个“战争贩子”，必须倾全国之力，斩断美国黑手，才能重振中华民族汉唐雄风。 （四）南海 菲越等南海声索国，都知道自己只是“反中国”的棋子，也知道美国不是，也不会为他们的声索利益，拼命“火中取栗”。当下也只有阿基诺三世最“变态”，历史肯定会惩罚他。 六、美中海权与“四海两洋” 斩断美国西太平洋海权的“上策”与最佳方法为中、日、俄三国联手。放下钓鱼岛与南千岛群岛之争，凡事“和为贵”，三国坐下来，“特事特办”。让地缘之争成为和平与发展的原由与“内部”事务，进行内部协商。用“最小公约数”与共识，取得默契，实现中、日、俄三国联手，一致对外。 （一）美国是海权世界性强国 美国是太平洋霸权强国，只有中、日、俄三国联合，才足以与美国抗衡，否则都是纸上谈兵，更免谈三国相攻，只有三国联合才是三国人民和平幸福的福祉所在，也是亚太之幸，世界之幸，当然更会是美国太平洋霸权的“落日”。 因历史情结，中、俄、日三国几乎无法取得任何突破，三国当权者必须认真心平气静地坐下来，放下心结与所有情仇恩怨，找根源、原因，推心置腹、自由平等取得共识；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态度一致、同仇共忾、同心协力，共同寻找和平发展的起码联手条件。特别是日本拿出诚意，让中俄感受到这种诚意并相信这种诚意，在此基础上,中、日、俄三国赶走驻日、驻韩美军，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还我西太平洋。 （二）“四海两洋”联动 建立印度洋、太平洋与中国“四海”的“四海两洋”联动，让中、日、俄、印四国以南海为中心，以太平洋与印度洋为两翼，用“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做纽带，形成现代丝路的海上黄金路。 “一带一路”的最理想世界海洋战略，应是以美国为首的太平洋中、日、美、俄战略；以印度为首的美、日、中、印印度洋战略；以中国为首的“四海联动”；以南海为中心的“四海两洋战略”，与亚太、印度洋、文明、文化与发展的世界和平之海。 （三）美国海权战略总决策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当下美国的总决策为战争；中国的总决策是和平，因此美国必败。这种过程与变化正在进行，黄海、东海、台海、南海，美国现在还在进攻，但“颓势已显”。中国对美国霸道深恶痛绝，群情激奋，军民同心，还在防守，但已在南海、东海、台海与黄海取得初步成效。只要美国不改变其“战争与炮舰”的霸权国策，中美海权博弈就只会从南海刚刚开始。 美国成也战争，败也战争，朝鲜、越南、伊拉克、阿富汗之败美国并未吸取“血的教训”，“四海”是中国人民布下中美之间新的“修昔底德陷阱”，就等美国的飞机军舰来，再引兵深入拖住美国，然后“断其后路”。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因此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俄华必胜，欧亚必胜，而美国必败！ 第二节 两极格局或在2020年定型（名议） 《环球时报》专访，记者 胡锦洋，2016.7.15 《环球时报》编者按：卡梅伦走了，特雷莎·梅来了。一场公投带来的政坛剧变没把获胜的英国“脱欧派”领袖推上首相宝座，但“脱欧”大戏仍在一步步展开。“脱欧”后的英国会分裂吗？英国退出对欧盟的未来是何征兆？对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日前有印度学者称，由中印崛起而主导的“亚洲世纪”或提前到来，英国“脱欧”会带来什么样的世界格局变化？对中国是利大还是弊大？《环球时报》记者就此专访清华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听他分析英国“脱欧”将带来的各种影响。 一 预测是基于科学原理，未来还会有国家退欧 环球时报：您在2013年《历史的惯性》一书中就预测英国可能在2023年之前退出欧盟，您是基于什么做出预测的? 阎学通：在我的《历史的惯性》那本书中，我预测欧盟会更加松散，英国非常可能带头退出。英国“脱欧”公投后，媒体对我之前的预测报道很多，但似乎对预测和猜测未作区分。预测是依据某种理论原理观察与其相符合的现象而事先做出判断，而猜测是在没有理论原理指导条件下对未来做出随意判断，然后罗列两个现象去印证。 我在书中是对欧盟未来的预测，建立在国际组织成立、维持和解体的原理之上。成员国在受益的前提下才会参加国际组织，参加后只要不受损害，它就不会退出；只在利益受损的条件下才会退出。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就是一例。 我之所以在2013年做出英国可能“脱欧”的预测，就是根据上述原理观察了欧盟给哪些成员国带来伤害，它们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承受。“脱欧”公投在英国能通过而在希腊没通过，主要原因是英国人比希腊人看到更多“脱欧”能带来的好处，亦即可能摆脱的害处。 英国没有加入申根协定，没加入欧元区。英国人看到，保持英镑发行权使英国可以通过大规模投放货币应对经济危机。而加入欧元区的希腊不能自行发放货币，于是在恢复经济时无法自救。有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英国人坚信与欧盟保持距离越远，受益越多。而其他成员国与欧盟的距离没有英国那么远，体会不到这个“利”，对留在欧盟的代价没有英国人体会得深刻。 我这本书里还预测了德国会让英国主动退出欧盟，这点也被证实。英国是欧盟内部的“捣乱者”，把英国踢出去有利于欧盟的团结以及德法对欧盟的领导。英国退出使欧盟的领导集体由三驾马车变成两驾，德国的权力上升，德法领导力增强，领导集体的内部分歧减少，这对德法只有好处没坏处。 环球时报：“脱欧”后，英国会因此而分裂吗?欧盟未来会更团结，还是会不断有国家退出? 阎学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联合国由51个会员国增至194个，加上非联合国成员的政治实体，已有204个。国家分裂作为主流趋势尚未到达历史拐点，还会有更多国家从现有国家分裂出来。政府领导能力强，则统一得以维持，领导能力弱则无力阻止国家分裂。这是客观规律。 就英国而言，从上世纪60年代它的殖民地独立到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都表明英国政府维护统一的能力在弱化。根据历史的惯性，苏格兰与北爱尔兰未来分裂出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且呈上升之势。如果苏格兰举行第二次公投，支持独立的人不会改变立场，而之前支持留在英国的人群则会出现分化。因此，支持“脱英入欧”的人数会大增。 英国“脱欧”后，还会有国家退出欧盟。今后5—7年还有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可能，届时可能有一些国家产生作为欧盟成员无力自救的受害者情结。一方面，欧盟成员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较小，它们认为有北约作为安全保障足够了，因此将会提出收回更多经济主权的要求。对于中小国家来讲，做一个经济自主的“小而美”国家是理想的。 尽管一些国家的退出将导致欧盟国际地位下降，其内部一致性可能得到加强。德国将三心二意的国家踢出欧盟有合理性。目前欧盟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东扩带来的，从14个成员国变成28个，一致性被严重削弱。减少成员国数量，提高核心成员国质量，将有利于欧盟进一步一体化。 二 欧盟衰落速度可能更快，世界“两极化”已经开始 环球时报：以英国脱欧为征兆，欧盟会迅速衰落吗? 阎学通：欧盟衰落是个趋势。欧盟并不拥有全部主权，部分主权在各国政府手里，这样的机制决定了它难以迅速出台政策；即便出台，各国也未必坚决执行。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这一制度的弊端将非常明显。根据“捕鹿博弈原理”，一群人去捕鹿，突然出现一只兔子，离兔子最近的人很可能去追兔子而放弃捕鹿。于是鹿逃走了。这个博弈模型强调的是，由于个人利益往往优先于集体利益，遂导致集体利益难以实现。欧盟成员国会更加抱怨欧盟的无效，退出欧盟的想法便可能产生。 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已有8年，未来8年欧盟衰落速度将可能快于过去8年。由于中美经济增长快于欧盟，欧盟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绝对衰落恐怕也将成必然，因为英国退出将导致欧盟GDP总量缩小。如果再有别的成员国退出，这个基数会进一步缩小。由于相对衰落和绝对衰落可能叠加发生，欧盟的衰落速度将可能更快。 环球时报：有人说当前世界处于多极化时代。那么，欧盟的衰落会让中美两极的格局提前到来吗? 阎学通：“化”是一个过程，“格局”是一个定型的态势。关于冷战后世界进入“多极化”，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我认为，多极化的判断与客观实际并不一致。多极化是个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不能长于格局的定型时间。1945年，二战结束，1949年北约成立、1955年华约成立，10年时间，两极化完成。这个两极格局持续了37年，到苏联解体。“化”10年，定型37年，是合理的。1992—1996年，国际格局从两极转为一极，标志是当时美日同盟再定义及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大国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这样一极格局才算定型。“化”5年，定型近20年，也是合理的。 我认为，世界格局的两极化已经开始。并不存在多极化问题了。我在《历史的惯性》中预测两极化在2023年前完成。形成两极格局。英国“脱欧”带来欧盟的进一步衰落。由此会加快两极化的进程。估计会比2023年早3—4年，也就是说2020年两极格局有可能定型。 环球时报：两极格局提前到来，对崛起的中国是利大还是弊大? 阎学通：能成为世界两极化中的一极，对中国当然是好于两极中没有中国。不能成为一极，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两极之一，意味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高。在这个条件下，只要中国仍坚持开放政策，中国老百姓会很容易感受到成为一极的好处。例如，中国护照在出国时的好用程度越来越高，人民币升值，在国际上使用更加方便等。 有人说，多极化比两极化更有利于中国，因为美国不会把所有精力都针对中国。大国崛起是一场战略锦标赛，中美两极化意味只有中美有决赛权。中国能进入决赛，就意昧着最强大的对手必定会针对中国。当中国没有决赛权时，最强大的对手才不针对中国，但这恰恰意昧中国崛起无望，民族复兴无望。认为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等于说中国不要进入决赛，永远当一个二流国家，因为唯有如此才可减少美国的针对性。 还有人说，现在中国对于两极格局的到来还没准备好。这反映出对当前时代的认识不清。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将要在我国没准备好的状态下发生。能抓住世界变化机遇的国家才能崛起，而非坐等准备停当再崛起。事实上。永远没有所谓“准备好的那一天”，因为世界的变化速度快于国家的准备速度。世界变化不以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永远不可能有提前准备好。 三 两极格局，需要盟友，网络时代，开放为王 环球时报：中美竞争会更加激烈吗？ 阎学通：中国崛起将必然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而美国要维持单极格局，于是形成中美间两个格局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越缩小，双方矛盾冲突就会越加剧，利益冲突的领域会不断地拓展。例如，中国以前不能制造大飞机，中美在这个领域没有冲突。今后中国生产的C919将实现量产，这自然会与美国的波音争夺市场。中美在网络安全和南海等领域冲突的形成与加剧也是同一原因。结构性矛盾是零和矛盾，只有如何利用它和如何防止冲突升级为军事冲突及战争的问题，没有改变零和性质的可能。 所以，中美实力差距缩小越快，冲突激烈程度会越强；缩小越慢，相对就会缓和。如果我国在未来十年建造3—4艘航母，那么中美在海洋上的矛盾就会上升。如果除“辽宁舰”外一艘不造，矛盾则可能不被进一步激化。 人类维护既得利益的决心大于获取新利益的决心，这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中美结构性矛盾中．美国要维护其既有霸权利益，而中国则是拓展其国际利益。因此美国的决心应比我国大。这意味美国对华政策将更趋强硬。只有到了不再具备相应实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软化其对华政策。当前美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远大于中国。因此美国依赖军事手段防范中国的策略是可预测的。 环球时报：美国有自己的联盟体系，应对两极化，中国应做哪些准备? 阎学通：国际社会的本质是无序性，即没有中央政府。无序性条件下，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推动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国际格局是多极化还是两极化的判断，将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崛起战略。如果我们认为两极化趋势在加快，且中国是其中的一极，我们就需要制定政策应对即将到来的两极格局。 如何适应即将到来的两极格局。人们有不同看法。我以为和平竞争应是一个重要战略原则。为保证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中国需要加快国防建设，尽快缩小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 此外，中国的对外战略要适合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以网络为基础，所以要制定一个在网络领域抢占主导权的策略，以这个领域作为中国未来主要的战略竞争方向。谁在网络领域拥有最高主导权，谁就会成为世界主导国家。中国要在网络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就得向世界提供网络公共产品。只有世界各国都使用中国网络服务，中国才能有主导权。如果中国网络建设是自产自销的产品，中国则没有主导世界网络的可能性。 两极格局下，结盟是两个大国都不得不采取的战略，战略友好关系多，主导权就大。对作为一极的大国来说，还没有比结盟能更有效争取国际支持的方法。结盟是策略、手段、方法、工具，把结盟定义为“冷战思维”是教条主义，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不能限制别国。不久前，中俄签署《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被一些人认为是政治结盟，但这的确有利于中国崛起。 从结盟来说，就是要以军事同盟为最主要内容，因为中小国家最需要的是安全保障。亚太地区之所以出现“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国家能从美国得到安全保障。军援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外交手段，战略作用很强。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两极格局，正在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 第三节 “一带一路”与中美的理想与自由（名实） “一带一路”开启了人类史的新纪元。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与历史机遇。因此中美两国不能也不是敌人，而都是伟大的国家。尽管有不同的理想与自由，即中美两国间不同的中西方优秀文化，与引领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但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事物，包括上至国家，下至个人，以及中美关系等。与天地人间，时空质能，浩翰宇宙去相比。则都是存在于现在瞬间，极其渺小的星际“粉尘”。它象人类史的沦海一粟，“可有可无，微不足道”。但是人类存在意识，而且我们都在书写当代历史，因此思想，当然也包括中美之间需要和平相处的思想，就囊括了世界，占领了宇宙。 一 中美的理想与自由过程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关于中美的理想与自由，其过程是：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理想与自由，比如：中国梦、美国梦。而且最终总会成为自己理想的“猎物”或“牺牲品”。因为真理一旦被确定，整个国家与人民就会因惯性与经验，成为信仰，成为理想，而确认无悔，无法摆脱，以致失去自由。如：美国的战争与霸权思维，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 良好的关系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中美两国都只生活在地球上，一起晒着太阳，吸着空气，喝着水，打起战来这一切都没了。因此只能和平，不能战争，这就是中美共同存在的幸福原理。而对于理想，自由是现实与世俗的，它不因别人的看法而改变，强压而屈服。它是一种犹豫、仿惶、痛苦与快乐的呈现方式，实现过程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决心与勇气。如：中国加入世贸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等。而理想则需要面对现实与脚踏实地的艰苦努力。如美国成为世界最大霸权（独霸）国家；中国的和平崛起等。 然而有认识、有选择、有保留、有交易、有成果，就可能改变现实，实现理想，而获得自由，而且只有这种前提下的理想与自由，才值得我们去认真追求与实现。如：“一带一路”背景下，面对“对抗与牵手”的中美关系应如何相处，其结果如何，然后是向何去！ “一带一路”（YFS）的终极目的，是让世界各国个体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因此为了全球70亿人类的和平幸福与理想前程，中美两国应当彻底放下把人类引向战争与毁灭的一切反人类行为。共同合作以消除国与国之间的无序竞争，和一切争执只能用战争来解决的国际“惯例”。为了中国梦与美国梦，各自摆脱一切外部与内部的依附与干扰，为不同理想，不同文化与道路的不同选择，走上各自自由发展的理想大道。 二 “一带一路”的中美理想与自由（正名） 面对如何用“战”与“和”来处理中美关系的各种压力。许多人总在想如何让中国把自己的理想与自由，如：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出卖给美国来换取美国对中国的信用和保护，其实不值得。中国同样也不会幻想，美国会放下自己的理想与自由，来做中国的跟班。因为理想可大可小，可以改变，自由却必须面对现实。不现实的理想，可有可无、大可不必，自由则永远不能缺失。任何干扰中国和平崛起与影响“一带一路”（YFS）和平进程，或是想用战争来改变这一切都会是反人类的。其发动者将永远失去正当性、理想与自由，而成为上帝的叛徒与毁灭人类的魔鬼撒旦。因此“一带一路”（YFS）的正名是： 世界：“一带一路”，世界和平，全球理想，万国自由（世界“大同”）； 中美：中美携手，和而不同，还我河山（台海、南海、东海），圆我（中）国梦（存异求同）； 中欧（英、德、法国等）：“一带一路”，欧盟欧洲，欧亚联手，誉满五洲（双利、双赢）； 中俄：“一带一路” ，“世界中心”，中俄联手，梦想理想（珠联璧合，历史机遇，欧亚核心，伟哉俄华）； 中日：“一带一路” ，“兄弟同心” ，中日友谊，万古长青（认清是非）； 中印：“一带一路”，山水相联，中印（古国）新象，万民同心（命运相同）； 中国东南亚（印尼等）：“一带一路”，东南（亚）丝路，印尼中国，重绘海图（鸿海大志，两洋战略）；…… 让中、美、欧、俄、印、东盟等六个国家与地区的元首，因“一带一路”（YFS）的共同理想与自由，而成为当代中西方世界人类文明史、文化史最伟大的世界伟人。 第四节 美国“对华战略”是亚太动乱的根源（名源）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美国在南海、东海的对华战略已走入“误区”，让中美 关系与世界和平事业受到极大“破坏”。 以下选自《环球时报》社评2016.5.30，作者：[美]罗伯特·A·曼宁，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战略远见计划”高级研究员 一 卡特在用大嘴啃食亚太和平的根基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27日再次针对中国发表措辞激烈、强硬的演讲，他宣称中国正在“构筑一座自我孤立的长城”，采取“前所未有的扩张主义行动”。他表示五角大楼会把最精良的武器“全部”派到太平洋地区，包括F一35隐形战机、P－8侦察机，以及隐形驱逐舰等等。 卡特25日在向海军战争学院演讲时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势比喻成“宛如与前苏联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他表示寄希望于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那时一切将会画上句号”。 美军方高官连续宣扬美中对抗，并且将之类比成当年的美苏“冷战”，成为时下中美关系和南海局势的突出动向。中国高官从未发表过类似言论，美国军方似乎正在成为中美全面关系的破坏性力量。 中美关系的性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21世纪国际关系的性质，美军高官对中国指名道姓地展示对抗决心，摆出一副要在战略气势上压倒中国的姿态，这是在用他们的大嘴啃食亚太和平的根基。 围绕南海问题各声索方存在严重分歧, 但是在紧张升级的这几年里，各方从来都没有相互进行军事威胁，中国作为域内实力最强的一方，一直没有对越南或菲律宾说过：我们要把最先进的武器都调到南海来。我们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立场。维护南海和平是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 美国的介入带来了南海问题军事化的新苗头。不仅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来了，而且美国(或者是军方)要在南海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公开表达了出来。南海进入前所未有的紧张时期，一些与领土纠纷毫无关系的元素和图谋被华盛顿塞了进来。 卡特的话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所听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它们验证了部分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最糟糕情况的担心，那就是美国不仅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愿望，而且它会真的那样去做。 五角大楼也许很愿意中美走向对抗，大国“冷战”对美国军方来说更简单，也更熟悉，而复杂的中美关系却有些让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角色。一些美国人大概相信，美国同中国拼军事比拼别的更有把握取胜。 美挥舞军事威胁的大棒吓唬不住中国，这一点已经无需多说。南海离中国这么近，莫说解放军可以用数量和距离优势抵消美军的装备质量优势；我们对在南海地区实施对美反威慑有充分信心。即使南海的军事角力对中国来说有困难，一旦美方逼我们这样做，我们有退路吗? 1999年美国领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炸醒了中国人。那一年是中国国防建设走进快车道的转折点。去年以来美在南海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直到上周卡特用“冷战”“长期对抗”威胁中国，可以说再次深刻触动了中国人。 中国必须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国防的步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可存有任何幻想。中国一要做到让美方确信，他们一旦在南海采取针对中国目标的军事打击行动，必将付出美国无法承受的代价。二是中国要进一步建设全面威慑美国的能力，增加美国军事威胁中国的战略风险。目前美军高官对中国放狠话还是太随意了，美国社会很少感觉到那些将军在拉着他们一起冒险。 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尖端科技虽落后美国，但军事应用科技发展得并不慢，而且潜力很大。中国总军力与美国总军力的差距应该缩得更小，而在中国近海，解放军尤其应当获得针对美军的整体优势。这有必要成为中国的坚定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中国可以达到的。 二 美在南海下一步动作不难猜 摘自《环球时报》2016.7.20，作者：梁 芳，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美菲自编自演的南海仲裁闹剧已经落幕。表面上看，这是我与菲律宾之间的主权争端，实则隐藏着美国联手相关国家遏制我崛起的大企图。美国不少官员和学者都在建言美国政府重新制定对华大战略。事实上，美国也正在谋划下一步如何对付中国，不光是在南海，接下来可能还有台海、东海甚至太空、网络，中美战略博弈无疑会进一步加剧。 仲裁案后，美国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一是配合南海仲裁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属性。此次仲裁，一直受到美国强力干预，美国高举“国际法大旗”，企图打掉“九段线”，裁定中国南海历史性主张缺乏法理依据，进而终结中方的历史性权利主张。 二是积极鼓动周边国家效仿仲裁模式向中国发难。仲裁结果对菲律宾有利，必然导致示范效应。美国会以仲裁案裁决为契机和抓手，加紧拉拢与我有海上权益争端的国家，更加公开支持这些国家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寻求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 三是掀起新一轮对华攻势。美国等西方国家会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攻击中国不遵守国际法，不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大造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破坏者的舆论，抹黑中国是不负责任国家，使中国声誉受损。同时，美国也会挑动东盟相关国家对我国的不信任，影响双边政治互信。 四是将所谓仲裁结果当成谋求南海战略优势的把手和借口。美国等域外国家会打着维护国际法的幌子，利用仲裁结果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干预，提升南海紧张局势，强力推行常态化“航行自由”行动，多点进行挑事，直接干扰我国“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 作为具体执行措施，美国可能会在南海升级“航行自由”挑衅行动，加大到南海岛礁巡航并继续进入12海里的力度，还可能将日、澳、印、菲、越等国拉入与其一起巡逻我南海岛礁，加速整合盟友。通过“联盟”继续对我施压；加大军事部署，实施新的“吓阻”战略，比如公开扩大对菲协防范围，明示将黄岩岛、仁爱礁等争议海域包含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范围。甚至“租借”越菲等国侵占岛礁建设海空军基地。 对于美国可能的进一步行动，我们要尽快宣布我南海政策的底线，针对美对我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挑衅和侵犯予以强力回击。比如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可考虑适时宣布在南海全部或部分海域划设防空识别区，适时公布我军在南海的巡航计划，公布《中国南海海域岛礁开发建设后续计划》；加大军事监视和巡航力度，宣布在南海相关海域举行大规模联合夺岛演习等。 同时，我们要坚持“后岛礁建设”不动摇，加快岛礁战略布局，美国长期在中国南海派军机抵近侦察，军演规模越来越大，军事部署离中国越来越近，常态化巡航南海越来越频繁，事实证明，美国已把南海搞成了军事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可把美舰挑战我主权看做是我发展的绝好抓手，加强南海岛礁军事部署，我们不谋求岛礁军事化，但也绝不会不设防，防御设施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受到威胁的程度。同时，加大我军在南海巡航和演习的力度，加强我在南海的存在与威慑。 总之，南海仲裁案后，南海地区将进入争夺加剧、碰撞多发的严峻时段，各方在南海的博弈从经济、外交摩擦向军事争夺方向发展，南海争议中的军事因素和准军事因素将继续上升，将成为南海新一轮斗争的开端。 第五节 历史没有假期，美国却有心事（名事） 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5月12日 作者：阮宗泽（中国国防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美国大选眼下仍然如火如荼，如连续剧般选情反转，翻江倒海。随着特朗普锁定提名，共和党内的“反特朗普”情绪已渐平抑。而总统奥巴马已开始告别演出，盘点其内外政策并罕见“认错”，但这似乎无法消减美国人心中燃烧的怒火。4月中旬，数千名美国民众在全美30多座城市举行示威，抗议利益集团和富人阶层挟巨额政治献金操纵美国政治，他们称已厌倦这种烧钱政治秀。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环战而胜”，获得此后十年的美好时光，有人称之为“历史的假期”。然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令美国安全与经济两大支柱均遭重创，颠覆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加之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有人反思并后悔那是“失去的十年”。而现在进入了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三个十年。美国变得心事重重，越来越愤怒，越来越多疑。世界如何与愤怒的美国相处成为一个崭新的挑战。如何解构今天的美国镜像．需要认真审视以下几个拼图。 一是世界的美国观发生了变化，认为美国自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以前美国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世界很乱，问题很多，只有美国才是问题的解决者。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许是一个“游戏改变者”，这场冲击全球的金融海啸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制造”，使人们对美国的看法出现反转。8年来，世界经济风雨飘摇，美国祭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保护主义进一步削弱了其公信力。这让世界看到，美国同样是“问题制造者”和“问题输出者”。更遑论?美国插手的“阿拉伯之春”已变味为“阿拉伯之冬”：利比亚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伊拉克和平遥遥无期，叙利亚可能分崩离析，惨遭炮火荼毒的荒芜之地已经沦为滋生“伊斯兰国”的沃土。 二是美国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变化。焦躁之情溢于言表。感叹“人心散了。队伍越来越不好带了”。曾几何时，华盛顿自恃有一种一呼百应的优越感；现在却惊呼盟友不给力，让美国很失望、很受伤。奥巴马近来在接受专访时抱怨说，利比亚战争是任内“最大错误”，因为“太相信欧盟”，然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推翻卡扎菲后就被一连串其他事务分散了注意力，而法国总统萨科齐只想着吹嘘自己在空袭中派出的战机”。让美国焦虑的还不只是这些。近日奥巴马还警告英国说，脱欧公投结果“将影响美国前景”。此言一出在英国本土引起强烈反弹，英国“脱欧派”指责奥巴马“干涉内政”。美国对于欧洲及其他盟友的控制能力下降，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事。 三是美国把同盟体系作为其权力的“放大器”。却也背负霸权的十字架。美国在战后建立的全球联盟体系涵盖约60个国家，一直是美国追求战略利益的有效工具，俨然是其全球霸权的基石。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曾表示，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但游走在盟友之间也非易事，该硬币的另一面是有时不得不面临为盟友的冒险埋单的尴尬。乌克兰危机即是一例，美国国内一种看法认为，正是欧洲盟友的“鲁莽”和“轻率”之举激怒了俄罗斯，反噬欧洲安全，伤及美俄关系。对此，美国有苦难言。 不容忽视的是，对“盟友质疑”的担心。不知不觉转化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驱动力。美国有时还不得不做秀给盟友看。为赋新辞强说愁。在美国力量如日中天时，这么做似乎乐在其中；而在全球力量扁平化、美国自身赤字高攀的今天，却可能成为一种纠结，增加政策选择的成本。比如在各种竞争或冲突中，美国只能进攻不能退让，只能示强不能示弱，否则就会受到盟友“敲诈”,它们会质疑美国控制全球的能力,或导致建构霸权的国际体系溃败。换言之，美国国内“新孤立主义”思潮时起时伏便是这种情绪的波动和折射。 四是中国与俄罗斯因美国的两头出击而相互靠近，互为依托。美国“亚太再平衡”看起来很美，却引发欧亚两端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因而颇受诟病。欧洲盟友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言外之意是“西线无战事”，这是在错误时间发出了错误信息，正好让俄罗斯在乌克兰乘虚而入。奥巴马近日访问欧洲时严厉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所作所为，指责普京“试图破坏欧洲团结……普京之类的人利用欧洲存在的一些问题瓦解欧洲”。普京则反击说，这是“我们的敌人对俄罗斯政权稳固的反应”。 而在亚洲，“再平衡”战略所引发的疑问比答案要多。虽然美国声称“重返亚太”是受到地区盟友“邀请”，要确保美国“为同盟而战”的声誉，但这一说辞不过是一种苍白的掩饰。为了增强强化同盟的合理性，不惜制造地区紧张，发誓在2020年要将60％的军舰与飞机部署到亚太地区，导致亚太国家的嫌隙与矛盾。从几年来的结果看，此举已荒腔走板，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战略悖论：华盛顿不得不顾此失彼、东张西望，在欧洲要面对俄罗斯的逆袭；在亚洲要对冲中国的崛起，美国同时向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大国“秀肌肉”，促使北京与莫斯科更加相互倚重。 五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华盛顿心有不安，对全球化狂飙之下全球力量的分散与转移采取抗拒心理。美国自建国的200多年以来，多数时候都是它在超过别人。可谓一骑绝尘，可是现在却第一次面临被他国反超的可能。事实上，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只是时间问题。对此，美国陷入左右为难：一方面批评中国“搭便车”，声称中国应当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唯恐中国另立山头，独辟蹊径。 总之。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各国对未来是拥抱还是拒斥，是坠落还是攀升，取决于各自的改革大比拼。关键不仅在于是否看到症结所在，更在于能否有勇气将改革付诸实践并进行到底。中国要做的是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冷静，心无旁骛，砥砺前行。 当前的大选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机会。现在的美国国内极化政治有增无减，中间层急剧消失，达成任何妥协的难度都在增大。奥巴马竞选时曾立誓“变革”：“是的，我们能做到”，现在却成了“是的，我们做不到”。在此情形下，政治人物或许选择走捷径，即寻找替罪羊、转移注意力。此轮大选中。“重振伟大的美国”声音再次响起，但若固守陈痼，一心只琢磨如何让别人吃药，恐怕是南辕北辙。 第六节 华盛顿“对华制衡” 的战略缺陷（名缺） [美]罗伯特·A·曼宁（作者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战略远见计划”高级研究员，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高级顾问，本文由王晓雄翻译） 以下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5月26日 一 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假设遭到质疑 随着中国在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展现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实力，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正在逐渐瓦解，这也引发了有关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旱在奥巴马政府2011年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彰显其对亚太地区的优先重视时，过去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核心假设就已遭到质疑，那些假设曾在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美国八位总统任期内发挥了指导作用。 中国在1979年后实施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不到2000亿美元飙升至2014年的10.3万亿元。美国对华政策在这方面一直以来的假设，就是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以及中产阶级群体的快速成长，政治改革终将到来，即便不是彻底民主化的话。第二个假设是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变成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主要获益者，它会认为成为该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最符合自身利益。 二 制衡中国战略是否可行令人怀疑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当前这种尽可能合作并管控分歧的美中关系需要反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等一些美国人士坚称, 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获得霸权地 位。他们承认美中关系的复杂性，但更多地把中国视作威胁而非合作伙伴，认为中国寻求有别于当前“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替代性体系。 这一阵营的人士呼吁遏制中国，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的力量，寻求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压制北京，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另外有人呼吁要将中国孤立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性贸易协定之外。同属“制衡”阵营的声音中，还有人要求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希望借此在中国引发“颜色革命”。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西式民主会让中国变得和美国一样。但即便是不考虑其政治体系如何，仅从民族主义仍将继续存在这点上看，中国就依然会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 这种压制或制衡中国的方式是否可行在多个层面上都令人怀疑。同苏联不一样，中国既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也融入了区域一体化经济之中。并且还是美国几乎每一个盟友的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事已至此，如何还能孤立中国呢?另外不要忘记，北京还持有1.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帮助支撑着美国预算赤字。 如果有人认为类似中国这样的一个崛起大国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其并未参与制定的那套规则，而且不想在塑造国际机构或组织的过程中发挥更大影响，那将十分幼稚。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获得一个大国理应受到的尊重。如果现有国际机构能够通过改革给予中国更重要的地位，就像IMF所做的那样，那么北京会在这些机构的框架内发挥积极作用。但如果相关机构拒绝进行调整以回应中国的利益关切，那么北京就有可能寻求替代性方案，这也就是亚投行所体现的情况。 这种制衡战略的另一缺陷在于，它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都将与美国站在一起来对抗中国。事实是所有地区国家都在避免不确定性(其中也包括美国和中国)。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制衡中国，这当然也是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希望。但如果让这些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那将是它们最糟糕的噩梦。对于美国可靠性的怀疑一直存在，而且所有国家也都明白，地理环境永远无法改变。 三 对华政策只是美国更大挑战的一部分 同制衡战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和影响力增强不可避免，美中两国需要相互适应。他们虽也支持美国制衡中国，但同时认为维持全球和地区稳定需要美中两国在利益重叠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全球经济、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核安全问题等。还有一些人从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出发，认为美中要在更加广泛的层面进行合作，同时也要管控和缩小分歧。其他人则认为，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将在艰难中寻找利益平衡。套用一句邓小平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很难想象两国能在东亚安全体系、人权，尤其是亚太共同体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同立场。美中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在多极世界背景下美国优势地位遭遇更大程度心理和政治挑战的一部分。美国仍然拥有重中之重的地位，但它在这个世界中的运转日趋艰难。很多人都在怀念过去的单极世界，但那已无可能。 尽管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讨论中存在诸多杂音，但我认为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同时也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中两国的基本关系还是系于找寻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利益平衡。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有关核、导弹、全球共有空间(网络和外太空)等问题的战略稳定框架。美国在东亚有着持久和长期的战略利益，但该地区也是“中国的后院”。美中两国都需回答如下问题：美国究竟可以接受中国在亚太地区扮演何种角色?中国究竟可以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何种角色?而美中关系将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在合作大于竞争的轨道上。可能最终将取决于三个目前还未得到解决的关键问题未来将会如何得以解决，即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及南海争端。 归根结底，对华政策只是美国所面临的更大挑战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挑战就是：面对一个权力日益稀释的多极化世界，美国如何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同时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对于中国而言，其对美政策的主要挑战则在于如何定义自身作为大国的身份和角色。 第七节 中美分歧源于五大理念差异（名异）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5.9.28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美国和中国高官并不真正知道如何与对方进行对话。他们就像采用不同操作系统的电脑。这是一位曾经近距离观察多次美中高级别会谈的美国官员作出的判断。中国和美国看世界的方式存在极大不同。我认为这表现在五个巨大的差异上。 1循环性和线性。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则非常短。中方喜欢指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而美国建国还不到250年。这种视角上的不同对两国领导层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广义上来说，中国人是从循环的角度想问题的，因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朝代的兴替。盛世可能持续上百年，接下来可能是持续较长时间的乱世。与之相反，自1776年以来，美国基本上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朝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个人财富的增长发展的。因此，美国的政治家倾向于以一种线性思维方式看待历史，认为进步是自然的法则。 2 普遍性和特殊性。美国建国的信条是“人人生而平等”，拥有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由此带出的是美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等普遍价值的信仰，而且他们认为理想情况下，这应当放之四海而皆准。与之相比，中国人则是特殊论主义者。他们认为对中国有益的不一定对全世界都有益，反之亦然。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是美国和中国对外国冲突进行干预和保护人权等问题采取迥然不同态度的根源所在。 3 意识形态和种族划分。美国是建立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包含的理念之上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美国生活后成为美国人，并支持这些理念。与之相反，中国对于什么人是中国人则有着更加以民族为基础的观点。如果我搬到美国，我可能会相当迅速地成为“美国人”，而且我的孩子肯定也是美国人。但是搬到中国并不会让我和我的孩子成为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国家、公民和移民等关键看法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4 个人和集体。美国领导人强调个人的权利。中国领导人强调集体的利益。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共产主义（编注：应改为中华“家文化”的“忠孝主义”）的不同渗透到了他们对政府的态度之中。在美国，面对强大的政府需要保护个人这一理念写入了宪法，并融入了政治语汇之中。在中国，认为有力的政府是防止出现曾在过去导致内战和流血的“乱局”的观点才更正常。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这种说法仅仅反映的是共产党的自身利益。但是，这种想法也有其历史根源。美国人可能会把他们对个人权利的强调追溯到18世纪的独立战争时期。相反，在强调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上，中国会提到开始于公元前475年的“战国时期”。 5 权利和等级。对政府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有关是什么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人强调个人的权利和法律。而尽管现在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谈到需要加强“法治”，但共产党同时也在宣扬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和义务对社会的平稳运行来说至关重要。这对于国际关系曾产生一定影响，因为这影响了中国对如它这样的大国和更小的邻国之间的恰当关系的看法。 中国庞大的国家本身就一直影响着它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点。两个国家都有种中央王国的思维。中央王国的想法在中国的历史上根深蒂固。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中国人抱有的一种深信不疑的观点，即他们的国家是天下万物的中心”。19世纪，帝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打败中国开启中国的“屈辱世纪”后，这种看法略微有所动摇。但是，现在复兴的中国有时被指责又到了中央王国的思维中去，尤其是在它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问题上。 与此同时，美国已经习惯了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美国是保证全球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的观点之上。美国总统，就像中国过去的帝王们一样，已经习惯从外国人那里获得奢侈的贡品。 发现中国和美国至少在一个方面非常相似令人感到欣慰。问题是，在两个国家可能都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时，它们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第八节 “一带一路”中美联手塑造全球秩序（正名） ——“领头大哥”中国还无法替代美国 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虽为中国首创，但中国还完全无法象美国一样“横行”世界，替代美国塑造全球秩序。 建立欧亚命运共同体，关键在欧洲与东北亚诸国，建立太平洋文明区需美中合作，关键在东南亚。请看《环球时报》精品文章与深度报道。 以下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8月8日 一 为什么说中美可联手塑造国际秩序 作者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 国际秩序就是全球治理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一种通行的价值、概念和机制。它主要由大国塑造，小国追随和执行，新崛起大国常因不满意既成大国塑造的秩序而想打破这些规则，重新塑造反映自身价值观念的秩序。 （一）现有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 当前这套秩序是二战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很多人认为，它现在正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来自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中国正挑战甚至要替代美国重塑现存秩序。二是来自美国自身。虽然美国领导塑造了这套秩序，但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做的很多事都在挑战甚至瓦解它。这使中国替代美国重塑这套秩序的机会大增。 美国确实出了问题，中国也对现存秩序不满，并在尽己所能参与国际治理。但我认为，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这取决于现有国际秩序的性质。 很多人说二战后的秩序是“自由主义秩序”，即一种全球化、跨越或侵食国界的秩序。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因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一种混合原则主导。一方面有很强的自由主义或自由化成分，另一方面又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协议建立的民族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和指导原则。 这种混合原则广泛体现在按照联合国宪章建立的国际机构中。主权国家平等是联合国宪章最主要的原则，不能强制一个主权国家接受一个超主权机构做出的决议。同时，主权原则又受限制，比如一国要发动战争，需先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表决批准。因此，主权原则又得到了修正。这种修正不仅体现在安全事务上，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更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之初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国并没参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但即使中国被认为挑战现有秩序，却并未建立背离现存体系、尤其主权原则的价值观念。比如1955年万隆会议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基本的点还是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正因如此，中国还是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以后，逐渐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变成其利益相关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国参与现存秩序从“低政治”领域开始，比如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但到了涉及国家安全、人权等敏感问题的“高政治”领域，则花了相当长时间适应。比如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从一开始的反对、弃权，到后来的不反对也不参与，再到现在成为包括联合国维和、国际武器控制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为何会有这种转变？因为国家能力发生了变化，国力强大后不再担心主权受侵蚀。 （二）中国认为现有秩序不合理 既然如此，为何中国对现有秩序仍有很多不满？原因有三：一是现存国际秩序指导原则制定时中国不在场，它反映的主要还是西方那套自由主义、人权或对于主权侵蚀的价值观念。而中国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等原因，认为很多原则不可接受，其中有很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 二是经济力量变化没能及时反映在现存秩序的机构和组织结构中，中国还没获得与国力和影响匹配的代表权、发言权。因此中国要求改变，但这种要求受到美国压制，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的改革就是典型一例。 三是不满美国双重标准。美国缔造和主导现存国际秩序，但在很大程度上只要求别人遵守，它自己却不完全遵守，尤其是当某些规则对美国不利时。美国主导塑造自由主义、多边的全球化机构，而在全球化机构之外又搞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体系，这个联盟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排他的，中国就被排除在外。 正因这些不满，中国加大了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塑造，这被西方看成是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和对美国的排斥。比如在亚太，中国参与发起的上合组织、亚信会议、RCEP等，都被认为针对美国。再如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等一些新兴全球治理领域，中国提出和美国不完全一样的规则。 （三）中国还替代不了美国 但我认为，中国所做的事并非针对美国，中国也还没有替代美国塑造和主导国际秩序的条件。 首先，硬实力不够。作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需要耗费诸多资源，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主导者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50%，尽管现在中国所占份额已经很大，但远未达到美国当年水平，还没那么多资源用于为现存秩序提供公共产品。 其次，软实力不足。获得全球领导地位不仅依靠硬实力，还需要软实力。很多国家铁了心跟着美国，就是因为信任美国，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价值观。现在中国也开始有这样一些跟随国家，但数量和美国比还比较少，相关国家对中国价值理念、中国模式的认同，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再者，中国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亚洲相关国家间的恩怨、边界冲突等之所以能被抑制住，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在这里建立的一套安全体系。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虽然认为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合理之处，但还无法替代美国在亚洲甚至全世界独自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做的不是改变游戏规则，而是改变自身在规则制订中的地位。 这样一来，中美之间就有很大合作和谈判空间。我和美国朋友讲过这个观点，就是美国应向中国让渡一定权力，使两国可以联手塑造现存国际秩序。中国也应明确态度，即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它所不满和想要改革的，只是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等问题。 二 韩国该对美国“扯扯袖子”了 作者，郑继永，复旦大学朝韩研究中心主任 近期，由于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赞成通过2371号决议，决定对包括煤炭、矿物质、海产品出口在内的朝鲜涉外出口物项进行限制和禁运措施。韩美外长在通话中对中俄投赞成票表示“赞许”。然而，尽管“赞许”中俄，韩美定于8月底进行的大规模军演却仍然在如火如荼地准备之中，丝毫没有降低局势紧张的想法。 就韩国而言，它一直声称是“当事方”之一，但其对于朝核问题一直以来的举动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一）“萨德”与朝核：鱼与熊掌兼得？ 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后，包括韩国国民在内，都对文在寅及其团队抱有极高的期许，期待着在选战中表现理性的文在寅总统能够采取果断的措施，将陷入低谷的中韩关系，和向着核陷阱一路狂奔的朝韩关系拉回到正常的运转轨道上来。 中韩关系的不振，必然会影响到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进程。“萨德”问题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死结，绝不是“互退一步就能解决”的问题。以“萨德”问题为代表的中韩安全问题，未来将成为中韩关系发展的瓶颈，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长期持续，甚至可能重塑中韩关系。 然而，事与愿违。面对如此严峻的复杂局面，文在寅团队似乎并未找到管理对华关系的关键点与解决南北问题的症结，更没有强烈意愿出招解决问题。文总统的想法，或许是紧密配合美国，而非走出自己的独立外交。简单地讲，他想将“萨德”问题拖下去，拖到中国没脾气;朝核硬下去，硬到朝鲜走不下去。在他看来，到最后，韩国政府说不定会捡到中国默认“萨德”部署、朝核问题中国出手解决的大“桃子”，悬在韩国头上的外交与安全两大难题将最终尘埃落定，鱼与熊掌都会成为韩国政府的盘中餐。 对于“萨德”问题，文在寅采取发出“求理解”的磨洋工姿态，要求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萨德”部署是前任政府的问题，更是朝核问题的结果，甚至解释称“萨德”是中美问题。“高高挂起，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让中韩关系的进展不如所期，更未能在中韩建交25周年的8月实现两国关系的大幅回暖。 这一问题延宕下去，相信对中韩关系的伤害将会越来越大。而在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文在寅更是改变以拖待定的既定方针，指示将原定延期部署未落实的四部发射车也一并进入部署过程，彻底砸掉“萨德”部署的门栓，试图逼迫中国接受“萨德”落定的既定事实。 （三）文在寅政府：打左灯向右转？ 从团队组成看，也显示出文在寅“打左灯向右转”的趋势。文上台后，他所在的民主党翻身成为执政党，遭到原执政党自由韩国党，甚至是友党国民之党的强力反制，国会政治中受到严重擎肘，所任命内阁成员迟迟未能得到国会认可，不得不强制任命。 国会争斗的加剧也使得文在寅面临的局面步步惊心。文在人事任命上不得不考虑在野势力的眼色，不断以掺杂保守人士的方式来小心翼翼地推进政治。虽然青瓦台团队里的“知中派”有所回流，但总体仍以保守人士为主，在政策上更是“打左灯往右转”，不断回摆到朴槿惠时期。对于安保问题，文在寅也不得不考虑美国和军方等保守势力的立场，对“萨德”部署问题不敢、不能，也不愿启动调查，彻查原委。 从韩美关系看，韩国在朝核等安全问题上，不断出现“唯美”倾向。上台之后，文在寅政府一度试图向美国说“不”，但几个回合下来，加上国内政治的牵绊，文在寅不得不放下“更自主、说该说的话”的立场，转而走谨慎的“顺美”路线，不敢逾越美国划下的各种线。尤其是特朗普“以刺耳的话语评价韩美关系”之后，文在寅政府在韩美FTA、作战指挥权移交等问题上迅速回摆。对于中国提出的“双暂停”方案，韩国更是一口回绝。 显然，文在寅政府对于朝核问题与对华关系，并未形成稳定政策，而只是在观察局势的发展，其基本的立场只是试图借势落棋，再通过局势评估来确定这一试探是否有效。上台之初，这一做法应属无奈之举，但其基本方针却是值得警惕，即以拖待变，等待有利于向美国做出交代的心理没有改变。 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不但有朝鲜对于安全保障的极端追求，更是美国对于东北亚局势的极度操弄所致。而在这一过程中，韩国“装无辜”，夹带“绞杀”朝鲜的私货、参与美国东北亚战略的私心，也是重要原因。近年来韩国国内不断涌现的“拥核“”重新部署战术核武”“部署萨德”“延长导弹射程”等论调与做法正是这一私心的具体体现。 （三）朝核问题：恶性循环何时了？ 朝核问题不应再陷入“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无效死循环，这已是各方用得最多的老套伎俩。将过错推给上任政府很简单，但就解决问题而言，只会在繁杂的线团外再绕上一圈。若继续如此，朝核问题上各方迎头相撞的信号已非常强烈，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成为断头路时，夹带的私货将成为巨大推力，致使各方落入深渊之时，恐非东北亚之福。 如果韩国真正为民族未来着想，想真正解决朝核问题，就应当扪心自问提供了何种建设性方案，而不是去简单粗暴地拒绝。在目前朝鲜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四次制裁决议的“四重”紧箍咒的情况下，韩国有更多腾挪的机会去说服朝鲜，同样也有责任去说服美国，去取消军演，或降低军演强度，甚至限定军演区域和时间，以诚意为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营造回旋的空间与余地，而不是以“早已经确定好的军演”“朝鲜不弃核就不能停止军演”等诱发死循环的理由，来排斥缓和半岛局势的方案，其结果只能拉升紧张程度。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似乎看到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凶险，也担心被拖入战争深渊。8月7日，文在寅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朝核问题的解决应“基于韩美紧密合作，依靠和平及外交方式，绝不允许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 上台仅仅三个月，文在寅可能还需要时间调整，也有理由为韩国外交辩解，但对于极端恶化的朝鲜半岛局势而言，时间确实不在韩国一边。尤其是对于呼啸而来即将对撞的朝美而言，韩国对美国“扯扯袖子”的善意提醒和向朝鲜招招手的诚意回应，也许会起到扳道工的作用，让迎面而来的列车擦身而过，成为美丽的风景。 三 10+1成果卓著，美日澳亦难搅局 中国与东盟外长会6日顺利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这被广泛认为东盟和中国更加靠近了。中国外长王毅用三个“最”对会议加以概括。东盟外长会公报的主基调积极，大篇幅强调中国东盟合作，主张到2020年顺利实现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分别达到1万亿美元和1500亿美元的目标。尽管公报以“关切”的字眼提及填海造地，也泛泛提及保持“非军事化”和“克制”的重要性，但语气温和。 然而美日澳三国外长7日会晤并发表一项联合声明，高调要求南海声索国“避免从事填海、建设前哨基地、将争议海上地物予以军事化”等等，联合声明还要求中国和菲律宾遵守2016年的所谓国际仲裁，强调该仲裁“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这是一个典型的域外国家来南海搅局的联合声明，该声明与“10+1”的会谈氛围大相径庭，是向东盟外长会加强与中国合作愿望泼出的冷水。它与签署《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所展现的区域大方向更是南辕北辙。 我们就是觉得，美日澳这三个国家有一点坏。它们不愿意看到南海声索国表现出管理彼此分歧的能力，中国和菲律宾都不再提围绕所谓仲裁的争议，中越也能够借助两党关系控制双方的海上摩擦，这让它们像丢了魂似的。它们的联合声明几乎就是在冲这个地区的国家喊：你们为什么不使劲互相掐？你们不掐了，我们的利益去哪里找？ 前几年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刺激了南海地区，让区域内少数国家产生了可以借助外力套利的幻想。然而事实教育了各方，参与闹的国家恶化了同中国的关系，却几乎没从华盛顿那里换来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个别小国本想打打美国牌，结果都被华盛顿当牌打了。 日本等向菲越提供巡逻艇，帮助强化它们的“防卫力量”。实际上东京是想鼓动它们怼中国。两国当然清楚，管控同中国的摩擦比多有几艘巡逻艇更管用，如果日本想跟中国对着干，还是应当让东京自己来。 在美国新政府的眼里，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是实现美国利益的“牌”，东南亚离王牌的距离远着呢，也就是黑桃5、草花8的位置。东盟国家越来越清楚，华盛顿想把小国组成同花顺甩出去，它们只是帮助实现美国战略的原材料。 南海没有中国与其他声索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中国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海上纠纷，其他声索国更不可能采取这种手段，所以《南海行为准则》在往前推进。它离最终签署大概还有挺长的路，但这种推进对域内国家形成信心提振，激励了各方抛弃、克制对抗的念头，让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一步一步在区域内占据上风。 现在南海上就剩下美国军舰百无聊赖地闲逛了，日澳舰船偶尔凑过来陪陪盟主，壮壮阵势。一方面它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茬了，一方面中国海空军力量眼看着不断壮大，也不好惹。所以它们只能在南海上自娱自乐，隔段时间发个“维护了航行自由”的声明，算是对它们自己有个交代。 美国军舰每次来南海，都应当装一船舱美元和金条撒给这一地区国家，那样华盛顿就有号召力了。但美国海军全是空着手来，还老想吃当地的、喝当地的，甚至恨不能拉一船美国滞销的商品来东南亚卖，满脑子只赚不赔。华盛顿拿什么让东南亚死忠一样地跟着它跑，美国人也不为自己想来空手套白狼、试图搅局收保护费的样子感到寒碜。 南海不是域外国家的地缘政治聚宝盆，这里更可能是外来“偷鸡摸狗”者自取其辱的地方，历史慢慢会有答案的。 第二单元 “一带一路”与中美对决（名决） “一带一路”的世界未来几十年主要矛盾与关键就是中美关系。 第一节 中美对决与亚洲新秩序（名序） 关于民主、自由，规则与规律是一切民主自由的条件。但任意与无知的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已，则都是民主自由的阴暗面。 “一带一路”为中美G2关系指出了一条新路，为全世界与欧亚人民带来了和平与幸福的中国梦。 一 中美即将在亚洲展开危险的超级大国对决 美国《国家利益》双目刊网站4月12日文章，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国防研究中心教授休·怀特 亚洲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有赖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该地区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和平与稳定期。该地区要想继续增长，就必须使这种状况得以维持。我们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所知道的和平来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不寻常情况，当时中国决定继日本之后认可美国是亚洲的首要战略力量。那意味着该地区所有大国都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毫无异议。因而消除了大国竞争这个紧张和冲突源头。 但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地位如今再度受到质疑。中国不再认可美国的领导是区域战略秩序的基础，转而谋求“新型大国关系”。这可能意味着它想取代美国的亚洲首要力量地位，而它新具备的战略分量意味着我们不能不予以认真对待。亚洲即便有也很少有人希望中国如愿以偿。美国的领导一直对该地区起到很好的作用。谁都不想生活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但是，愿望代替不了好政策。假如我们以为财富分配有史以来的最大转移能使亚洲在经济上发生转变却不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发生转变，那我们就是自欺欺人。假如中国随着力量增强未曾像历史上其他所有崛起中的国家那样谋求扮演更重要的区域角色，那就真是太不同凡响了。 因此，亚洲国家领导人不应只是祈愿旧秩序能永远持续下去，而必须开始思考区域秩序不可避免的转变怎么才能和平地完成。在整个转变过程中，地区各国领导人应努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秩序的优点。 （一） 美国低估中国实力决心 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问题始于华盛顿，美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始终不肯承认中国挑战的严重性。他们低估中国的实力和决心，这导致他们认为，低成本低风险的示意动作——比如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战略所倡导的那些措施——就能说服北京退缩。尽管相反证据越来越多，决策者们依然想当然认为中国不会愿意冒付出经济代价的风险或与美国对抗的军事风险。比如，前不久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事件说明华盛顿比北京更厌恶风险。 今年比较离奇的总统初选表明，美国的决心不大可能在11月以后有所增强，特朗普的盲目自夸一如桑德斯拒不谈论外交政策，确定无疑地表明了美国选民越来越无意继续承担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的代价。 这一切因为太平洋另一侧似乎信心爆棚而雪上加霜。对北京来说，它已经变得轻而易举就能得出与华盛顿相反的论断，即美国会因中国略施压力便退缩，而不是反过来。中国针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南沙群岛——本报注)及其他地方海上争端采取的行动似乎显然正是为了取得这个效果。他们在制造局势来试探，美国是否愿意为了盟友而冒与中国军事对抗的风险。北京希望并预期美国会失败——迄今为止，事实证明他们基本上是对的。 这就制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然，双方都不希望对抗，更不想要战争。但双方都预期能够达到目的而不出现对抗，原因是想当然认为对方会退缩。我们对两国所涉利害关系的重大性不应抱有错觉。 （二） 新秩序不应只顾及中美 它们的较量起因于对亚洲的未来秩序以及它们各自在其中的角色有着互不兼容的看法。对美中两国来说，这无异于有关国家特性和命运的核心问题。这正是那种会引起大国之间开战的问题，而相互间对彼此决心的低估导致这种战争会在双方都不希望也未预料到的情况下爆发。将来如果北京对台湾新政府失去耐心，这些风险就很有可能会上升。 这并不是说对抗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风险切切实实，趋势十分不利。想办法缓和美中竞争从而扭转那些趋势对于创造条件在今后几十年里保持亚洲的和平、稳定和增长至关重要。 我们谁也不能把这件事交给华盛顿和北京，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妥善处理。关心亚洲前途的其他人——也就是说不仅仅亚洲人，还有其他所有人——都应当想一想能施加什么影响来使亚洲正在进行的转变得到比此前更好的管理。 那意味着认清并承认竞争升级风险的存在及其严重性，突破弥漫在华盛顿和北京的沾沾自喜。它要求我们承认亚洲的旧秩序已不再能够持续。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该地区都将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因此，我们必须更富有创造性地想想那个秩序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在亚洲占据首要地位的不是美国就只能是中国，华盛顿和北京都有自己的理由来助长这个臆断。 但新的亚洲秩序当然可以有很多其他建立基础，这个新秩序会远比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展开旷日持久的地区首要地位之争或被动接受中国霸权更符合我们大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探讨这些可选择方案以及怎么最有利于实现它们。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其利害关系高到了极点。 二 亚洲新秩序会是什么样子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4月12日文章，作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普日斯图普 休·怀特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美国领导的亚太秩序正越来越过时。他担心，亚洲作为中美之间危险竞争的核心所在，可能会引发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冲突。怀特认为不是美国就是中国称霸亚洲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亚洲领导人需要开启创造性思维，因为还有许多其他条件基础来创建一种新的亚洲秩序，而这将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美国和中国。 就经济秩序来说，不难设想美国和中国利益之间的和解。中国一直在世贸组织体系下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非水火不容，而且假以时日两者还有可能融合。中国并未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似乎正走上一条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相容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体系、管理和透明度的道路。很明显，一种融合的、包容的亚太经济秩序的“双赢”前景如果不是正在成形，至少也是切实可行的。 但在同时，国防预算增加，对抗和民族主义领土争端加剧却是地区安全局势的明显特点。正是在这个方面，美国和中国对地区秩序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近期内无法解决这种不同。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和中国呼吁建立的一种“亚洲人民的亚洲”的新安全体系之间，迄今没有人提出可行的中间立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举动把亚洲国家推向内部结盟和依靠美国。人们日益认识到，当中国抵触美国和亚洲的利益时，后者会进行反击。 但是，怀特呼吁的是在目前的秩序之外建立具有创造性的替代秩序。那么这些替代秩序是什么?让我们用21世纪版《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来开始。这将把太平洋分给美国和中国。但是我们在哪儿划下这条线?谁获得哪块地方?中国要成为韩国的宗主国吗?台湾会成为换取地区稳定的代价吗? “维也纳会议”式方案也带来了同样的问题。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能同意维持现状吗?我们能期待台湾问题和韩朝统一问题得到解决吗?令人怀疑。而且．那些较次要的参与者，例如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在何处容身?它们会简单地相信大国们可以摆平一切吗? 另外一种模式是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基础，但这是针对整个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的盟友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冒险的尝试，用安全联盟换取毫无用处的东西。在欧洲，欧安组织一直是北约的一个得力助手。靠它来监督选举和停火协议，但它缺少任何实际的执行力。当形势非常糟糕的时候，哪里有维护安全的力量? 最后，还有势力范围的模式。设想一下，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发表一份结束所有纠缠不清的联盟的声明。美国得到西半球，中国获得亚洲，俄罗斯获得东欧。这个地区会作何反应?很有可能后果会是出现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拥有核武器的韩国和拥有核武器的日本。 以上没有任何一种模式特别吸引美国或者亚洲。而且，难以设想一种共同的安全模式将美国和中国都包含在内。 现实是目前的体系仍然维护该地区的安全，而且在应对新挑战方面被证实是可以随机应变的。怀特有一点说得很有道理，在亚太安全体系中，对于中国来说可以接受的角色是什么，没有人为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在解决台湾、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的问题之前，可能现在最佳方案就是建立一种中美之间实现战略稳定的框架。 第二节 美国已丧失全球政治制高点（名意） 选自《参考消息》2016.7.21，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14日文章题：美国的政治地位正在衰落，作者：该刊主编戴维·罗特科普夫 一 美国没有资格指责别国 几小时之内，身着一条飘逸长裙的叶希娅·埃文斯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从容地与警察对峙的照片，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被评论者们抬升到了“偶像”般的地位。 当然，在所有这类事件中，角度意味着一切。不仅是拍摄者的角度，还有在照片拍摄之后出现的东西——解读、观察以及全球网络和媒体上各种评论者的言论，专业的或是非专业的。而且，不仅是他们看到的内容，他们看到照片的时候身处何地，都赋予了照片和事件以意义。 你几乎能够想象全世界的编辑们在将这张照片上传时脸上露出的欢欣表情。他们肯定在想，啊哈，这说明美国也是一个极度虚伪的国家，而且美国和我们这些国家一样，也充满了缺陷。 事实上，我都用不着想象。我现在正在中国写这篇专栏，过去的一周我都待在这里，而我上面所说的正是我在上海与之交谈过的很多人的反应。在我近几个月来造访的世界其他地方，情况也大致相仿——从中东到澳大利亚，从北美到欧洲。看起来，全世界都在对美国的遭遇感到幸灾乐祸。从美国街头的骚乱，到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美国在2016年所遭遇的事情——更不用说这个国家在过去15年里所经历的磨难，从伊拉克，到市场崩溃，再到弗格森枪击案——不仅仅正在强化外界对于从种族问题到财阀政治等这个国家所面临难题的长期观点，这也经常令美国从前指责过的国家——从波斯湾到南中国海——一边指着关于美国的头条新闻，一边说：“你有什么立场来指责我们?” 老实说，这个问题是合乎情理的。今天的美国面临着很多问题。我们因为种族关系紧张而陷入分裂。我们允许一个几乎无望得到改善的下层社会被创造出来。这些人被困于城市中心(在这里，半数少数族裔学生无法从高中毕业——因此事实上不具备真正参与我们经济生活的资格)。我们因为对于枪支的深刻而执迷不悟的病态态度而令社会局势紧张的问题进一步激化。而且，凭借着一个向替特殊利益群体谋权力的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的腐败体制，我们“有效地”令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构性和持久性改革变得不可能实现。所有这些做法的后果，都不过是确保了那些经济上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的需求将继续遭到忽视。 二 两党对现状均无能为力 这些都是过去几周全国——在巴吞鲁日、达拉斯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地——发生的动荡背后的驱动力量。然而，枪击、抗议和政治辩论这些事件背后的潜在力量当然是早就在令美国的形势持续恶化。这些问题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而那些处于领导者位置的人们几乎没有能力做任何有意义的改变——这其中就包括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他滔滔不绝带着真情实感地发表着自己关于种族关系、枪支管控以及他本人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厌恶的言论。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在他执政期间变得更加糟糕。坦率地说，他对于下层阶级的困境、枪支和竞选资金等问题的无所作为，是他政绩中的最大缺陷，堪比他在叙利亚、中东和俄罗斯威胁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像特朗普这样一个充满种族主义和厌恶女性态度、粗俗不堪的独裁者的崛起，也是一个美国人应当认真自省的事件。这不仅表明我们选择候选人的程序存在深刻缺陷，而且表明共和党领导层也存在严重问题。这也暗示了在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国选民中，存在一种由深层次焦虑所驱动的愤怒情绪，代表着美国政治中存在的一种为仇恨所驱动的民族主义因素。在此次大选结束之后的未来数年中，这种因素仍将长久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 三 中国自信成为未来中心 但是，这些不仅是国内问题。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塑造着外界对于美国的看法。在中国，民众的反应中有两个主要因素值得关注。—个是幸灾乐祸的情绪。我在上海与之交谈过的美国问题专家，会—边摇头，一边用带着同情以及掺杂着不少优越感的态度，谈论着类似达拉斯枪击事件之类的头条新闻。坦率地说，这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关于美国的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它们在中国看起来似乎是遥远和次要的。上海是全世界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而且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迅速发展的经济、现代化的天际线以及众多驻扎着全球最顶尖企业的区域。这里的一切都是关于未来的，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未来。美国的国内斗争不仅看起来并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而且似乎恰好印证了这里进行的很多对话的一个要点：我们才是未来，你们已经是过去了。接受这一点吧。 四 使用双重标准尽失人心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为我们对手的全新国际版图中。这一切将令我们付出惨痛代价。当我们在中东滥用法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在南中国海地区推行这些规则?当我们自己似乎都不关心我们民众权益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施压别国以赋予其公民更多权益?当我们自身受金钱驱动的政治体制赋予了更大的权力给枪支贩子而不是那些关心弱者的人，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权力给富人而不是普通大众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打击腐败? 当我的朋友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撰写《世界是平的》这本书的时候，他在谈论一种经济上的水平。但是，我担心的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一种道德标准的水平，一个我们或许仍然拥有实力但是不知道我们代表着什么样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的失误将会令我们更加难以领导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并影响我们的对手。叶希娅·埃文斯勇敢地与警察对峙的照片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应当是引人深思的。这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衰落，一直以来，这种地位不仅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而且是经历了数代美国人的努力奋斗才赢得并得以保持。 第三节 中美与“修昔底德陷阱”（名斗） 中美之间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全世界人都关心这个问题。 一 合作促共赢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3月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经济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已93岁高龄的亨利·基辛格再次如约而至。这位中美关系的历史见证人和推动者与中国外交家、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在此探讨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我所期待的未来是中美两国可以作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那么，基辛格与戴秉国如何看待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关系呢？ 实际上，一年前，也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基辛格曾就中国崛起与美国守成发表过看法。他当时表示，历史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在多数情况下会陷入冲突，过去很多冲突通过军事对抗解决，但现在军事手段已经行不通。另外，很多全球挑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比如气候变化、卫生方面的一些危机等。这也是中美两国超越冲突，开启一种国际秩序新模式的动力所在。 基辛格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表示“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概念，要放在特殊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来看待。当前中美关系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国和美国之间并没有相互取代的关系，中国也并没有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意图。 “如今中美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基辛格解释说，因为如果中美出现冲突，就会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样一种情况其实和“修昔底德陷阱”所发生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基辛格称，除了政治秩序以外，经济秩序也需要关注。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竞争，但两国之间的合作是能够造福于两国，造福于整个世界的。如果中美之间出现冲突，会让整个世界陷入动荡。特别是当前军事技术和网络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如果出现军事冲突，造成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中美两国应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合作的方式来应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基辛格还表示，中美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把精力集中在解决短期问题和确立长期目标上，但是对一些中期危机如何来解决和克服，并没有太多成功的实践。现在要做的是在短期问题和长期目标中间的空白处找到一些合作领域，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戴秉国则提出，中美两个大国不能“打架”，只有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戴秉国解释说，当前全球各国都处于一种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当中，面对着许多共同的复杂难解的新问题、新威胁、新挑战，这不是哪一国能够单独应对的。此外，中美任何一国如果挑起战争都将殃及全人类，成为历史罪人。基于此，中美只有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 那么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戴秉国表示非常肯定。从人类历史发展看，“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铁规，今天的中美两国有能力、有智慧来携手跨过这个所谓陷阱，走出一条新路来。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看，中美之间没有直接开战的历史。实际上从当年中美关系大门打开时，两国老一代政治家就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打下了基础。因此，过去几十年，一路上尽管“风风雨雨”，有时候还有“雷电交加”，但中美关系始终是向前发展的。 戴秉国认为，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两国政治家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用中国俗话来讲，中美两国发展关系应上不封顶、下有保底。上不封顶就是指两国关系能发展多好就发展多好，但不结盟。下有保底就是指一定不能有冲突对抗。” 二 美国正编织两道铁幕 中国成美首要对手 选自网上，作者:任卫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2016.6.16 萨德入韩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也很有可能展开是否引进“萨德”的讨论，从而在东亚形成针对中国的完整的战略威慑和遏制体系。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决心进一步加大。 事实上，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孤立中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美国正在从政治、军事、经济几个方面在东亚地区构筑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阵营。这个阵营是同盟关系和各种伙伴关系的混合物，有坚硬的核心和松散的外围，虽不能称为东亚北约，但对中国的影响显然是相当大的。 这给我们提出了至少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一再明确向美国表示不挑战其霸权和现行国际体系，为什么不足以缓解美国对中国的敌意？第二，美国利用安全问题破坏中国主要通过经济合作建立起来的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地区影响力的做法为什么屡试不爽？第三，美国积极构建冷战阵营，中国怎么办？ 显然，美国制定政策的依据不是你的言辞，而是你的力量和你在霸权体系内的位置。力量越大引起的敌意就越大。同时，在霸权体系中，没有老大与老二，只有霸权与依附。想通过社会制度趋同和缩小意识形态差异来实现和平融入是偏离核心问题的一厢情愿。因为体系内斗争丝毫不比体系外或体系间斗争更缓和一点。所以，只要不是美国霸权的仆从却又足够有力，那么你一定是美国的敌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存在误判的可能。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就是这么一种处境。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重要问题，但不是全部问题。安全、领土、主权的位置至少不经常在经济之后，而且也不是每个国家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而且他们也愿意在中美的相互制衡中获取更大的自由度。日韩是美国军事同盟的重要成员，在中美博弈中很难想象他们会对美国反戈一击。事实上，美国就是要通过树立敌人来强化同盟。日本则更是要借美国之力彻底压倒中国从而取得东亚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关系有时会显得有点软弱无力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新冷战几乎成了美国政界、学界一些重要人物的口头禅。从全球范围看，美国正主要从东欧和亚太两个方向多层次、多梯队地对中俄进行战略遏制和威慑。从波兰到乌克兰再到罗马尼亚，从日本到韩国再到菲律宾、新加坡，两条新的“铁幕”日渐厚重。以往美俄在东欧对抗的激烈程度高于亚太，但需要警惕的是，下阶段亚太可能反超东欧。这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由以融合为主向以打压为主的转变已经实现。对美国来说，与俄罗斯的较量基本集中在欧洲大陆腹地，美国基本不会面临来自大西洋的海上威胁。但太平洋对岸却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 事实上，有许多国家是不愿意最终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因为哪边都得罪不起。有些是看到美国及其阵营的力量目前比中国大而倾向于美国。所以，要想争夺中间地带就决不能示弱。自己的力量越大，中间地带就越有可能倾向自己这边。这就是安全关系的重要性。 有鉴于此，我们更需要加强安全力量，在东亚，首先就是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安全和战略协作，构建安全格局，从而赢得更长的安全时间和更大的安全空间。 第四节 亚太安全秩序岂可由“美国规则”主导（名导） 选自《环球时报》2016.7.21，作者：于洪君（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盘古智库高级顾问。 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自所谓的南海仲裁结果出台后，美国更是积极游说盟友，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19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访问澳大利亚时甚至公开表示，美澳应加强军事合作，建立“太平洋统一战线”，其最终目的是在亚太维护自己的安全秩序。 此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就曾以“美式逻辑”解读南海局势，指责中国破坏亚太秩序，主张在亚太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那么美国人这个“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能否建立得起来?中国又如何应对? 一 美国的“规则”其实是“美国说了算的规则” 美国宣称在亚太地区没有一个类似欧洲的“北约”那样的正式机制，所以主张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所有人，任何国家和军队——不论其能力、预算和经验——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能发声，不孤立任何人——也希望没有任何人会孤立自己。”而且，“这个安全体系，并不针对任何国家。”卡特强调。“美国欢迎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欢迎中国在这个安全体系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 事实上，这真如卡特先生所言，是一个不针对任何国家的安全体系吗?笔者认为，这个安全体系其实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明显，因为卡特话锋一转。又讲道：“很多人对中国在南海范围广泛、毫无先例的行动感到忧虑，对由此引申的中国战略目标感到忧虑。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孤立了自己，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中国会建起自我孤立的长城。” 这样的说法是笃定中国不会加入，自己先占据一个道义的制高点，为中国挖掘好话语陷阱，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建立一个以美日澳为主轴、涵盖韩国、东南亚等盟国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而且，美国官员连日来的表态，警告中国的色彩很浓；美国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盟友，这些国家要和美国共同维护该地区的秩序；警告中国必须接受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结果，摆出了一副“南海救世主”的架势。 那么，美国方面所说的“规则”又是什么呢？虽然在香会上卡特没有明说，但是他把不守规则的“帽子”扣给了中国。卡特声称，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军事化和“不遵照”国际法行事，代表了“不讲原则、规则”的亚太地区的“黑暗”一面。其潜台词就是，所谓的规则，其实是美国主导的规则。是美国说了算的规则。 在亚投行刚刚酝酿成立的时候，笔者还在中联部任副部长，以智库代表的身份跟几个美国朋友交流。他们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另起炉灶搞这么一个平台?原有的机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开行、金砖银行等)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让原有的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潜力呢?”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在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维护有利于美国的规则以及有利于美国的制度安排，不希望中国在一个新建立的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中国希望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上升，随着我们担负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随着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盼越来越高，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平台机制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参与到亚太地区的机制建设上来。况且，中国的参与是对既有机制和“规则”的有益补充。 二 一个国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脉络。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就企图在亚太成立一个由华盛顿主导的以包围、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军事同盟体系，最终以失败告终。上世纪70年代时，苏联提议建立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表面上也是不排斥中国，实际上是想利用他所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捆住中国的手脚，制约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应有的作用，结果也是无果而终。 所以说，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的新倡议，不过是拾历史的牙慧而已。美国远未放弃冷战思维，远未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远未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情况，违背了近年来美国历届总统关于欢迎和支持中国和平发展并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承诺，只能落得一个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坏名声。美国同时也辜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要求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期盼，扮演起越来越不负责任、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搅局者”角色。 历史的车轮已滚滚向前。虽然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每走出一步，都要遭到美国朋友的非议、甚至阻挠，但是中美之间在南海、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逐步缩小的趋势已俨然出现，美国想要逆转或者阻止这个潮流趋势的算盘恐怕要落空!君不见。那种由一个国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三 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首先，中国在心理上应该有一定的战略预期。美国和中国分别代表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也无需遮遮掩掩。而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守”与“兴”之间必然存在权力竞争，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所得、有所失，也就是说，中国在崛起道路上不可能“零成本”。所以，关键在于中国要想明白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哪，为了这个核心利益可以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哪些，即使让步，让到哪一步就不能再让了。这些事情要先有一个战略预期和判断。 其次，中国还是应该与美国多对话、多沟通，增加互信度、降低猜疑度。毕竟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决定着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关系的走向。中国应该与美国就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台海局势等亚太安全问题开展真正的对话，围绕战略意图、法理规则等反复讲述自己的看法。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会见美国客人时说的，“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大事。” 中美合作，则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社会福祉、人民幸福；反之，中美交恶，双方都不会得益，其结局必定是双输。因为，如果中美两国都把战略资源投入竞争与对抗之中，在经济、文化等其它领域的资源投入必定减少，不利于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其实道理很简单，但是要与美方反复讲，讲清讲透，要让美国方面明白，除了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时代变化，没有别的出路和选择。 第五节 用“一带一路”为美国支招（名实） 广开言路，留住贤能，共创丝路，造福人类。 ——某名人日记 “一带一路”归根结底讲的就是路。万里丝路始于脚下，而且人人都喜欢路，必需路。因此走活路，不走死路，是人的本能；修桥铺路做好事，是人的天职；走和平，不走战争路，是中美责任；也因此国与国之间最忌讳的，便是用战争来泯灭人性，“断人之路”。中美“一带一路”让全世界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远”。人民不再困于大型战争、骨肉分离、苦难死亡；不再伤心、流泪、迷茫、失望。 一 “一带一路”中美丝路之歌 中美丝路之歌/世上本无路/有人在，便可以在大地上走出路/君不见，车到山前必有路，条条通远方/天然的土路、沙路、石头路/人工的柏油、水泥，石板、马路、石灰路、栈道路/铁路、天桥、地铁、隧道路/山不临路，路可通山的平坦大路/坎柯小路、水路、山路、旱路、海路、天路/上坡、下坡路、顺风、顶风路/电路、油路、粮路；瓷路、茶路、丝路/商路、财路、物路；门路、思路、广开言路/要想好，先吃饱，要想富，先修路/十字路、三岔路、羊肠路；天堂、地狱路/天寒地冻路、人迹罕见路、高山悬崖路、酷暑严冬路/雪山、草地、沼泽、沙漠；沙滩、戈壁滩、海滩路/浪子回头的天无绝人之路/城城乡乡通大路，路路到长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峰回路转，高路入云端，低路连苍海/需要用汗水、泪水与血水，来铺就的“一带一路”/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共同奋斗，披荆斩刺/历尽艰辛，排除万难，开辟出来的/中美G2互联互通的/五洲四洋新丝绸之路。 二 用“一带一路”为美国支招 “一带一路”即丝路。路有天、海、陆三路。其通行状态与快捷方便程度，首选天路，次选海路，再选陆路；从人文与通行的重要性上说，陆路为重，海路为次，天路为再次；从科技难度上说，天路为最，其次海路，再次陆路；从军事上说，天路、海路、陆路讲的就是空权、海权与陆权。 （一）中美丝路与各国 世界各国，就象散落在世界各地随地流动的珠子。既来自“五湖四海”，又五花八门，“千变万化”，还相互之间“争奇斗艳”，各有千秋特色与花样，令人应接不暇，无法面对。因此只能在完全开放的情况下，用“一带一路”的和平方法。而不是挑动战争方法，才能将这些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国家地区与人民，用特定的，国际间互相承认欢迎和切实通用可实行的，国际秩序与社会规则。在地权与经济的基础上，用“丝绸之路”的方法，象细丝一样，把这些“珠子”串联起来。由此形成中西方之间不同文化与信仰的，世界各民族与丝路各国之间，现代化的“新丝绸之路”。进而形成“丝路组合”，“丝路系统”与“丝路社会”。 （二）中美“丝路轴心” 用中美G2丝路的“丝路轴心”组合方式。形成产生：欧亚轴心丝路系统组合；亚非轴心丝路组合；欧非轴心丝路组合；南北美洲轴心丝路组合；欧、亚、非、北南美洲，东半球，西半球“世界岛”丝路组合等等。 并在此基础上，引领世界各国，正式进入人类史第一次和平实现的全球五大洲四大洋，丝路文明时代。即：现代太平洋、亚洲、美洲丝路文明时代；现代印度洋、亚洲、非洲丝路文明时代；现代大西洋、美洲、欧洲、非洲丝路文明时代；现代北冰洋欧洲、亚洲，北美洲丝路文明时代；现代南极洲南冰洋、南美洲、非洲、澳洲丝路文明时代等。 以“一带一路”为时代背景的，世界五大洲四大洋丝路。以中美G2为主导，让全人类进入用丝路互联网，把五大洲、四大洋，连接起来成为最高度文明发达、和谐幸福的现代新丝绸之路。让世界各国共同进入世界和平与幸福的丝路文明新时代。 三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美国向何处去 （一）“一带一路”的中美与世界 “一带一路”是世界大事，决不属于某个特定国家。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东半球三洲欧、亚、非，以欧盟、俄、华为主导，用丝路的方式形成一体；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西半球南北美洲，以美国巴西为主导，用丝路的方式形成一体。然后与东半球的欧亚非连成一片。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公开提倡拉日本、澳洲等，搞什么第一、第二岛链，围堵中国。用阿以冲突与动乱，以及伊拉克 、叙利亚、乌克兰战争与动乱，来坑害欧盟与俄罗斯，美国为世界带来的只是灾难。美国种种霸权行为，让美国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成为世界各地战争与动乱兴起的根源，是世界麻烦制造者的最形象代表。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坚持用战争征服世界，英帝国、苏美两霸，美国独霸等世界战争霸权时代，已经过时彻底失效。坚持美国“世界第一霸”的美国整个精英界与领导层，显然集体性地患了“精神错乱”的“变态”毛病。因此凭美国一己之力，在当代要做“世界警察”，想用航母、飞机、导弹来反对“一带一路”，“胜利”后用战争来“领导世界”100年，显然十分困难。如果真这么想的话，其动机十分恶劣，其结果也可想而知。肯定是“断路”与“无路”，因为当代任何大国之间的战争，都会把全人类引向“绝路”。 （二）“一带一路”与美国丝路新时代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借“一带一路”的东风，美国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领导世界。你们可以和平地依借本国领土的三洋优势（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与丝路相关各国的地权、经济基础的大背景，形成自己的优点与特色。比如，以西半球两大洲（北美、南美洲）为主导基础，成为现代世界新丝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联合以中、欧、俄等主导的，欧共体、亚、非等丝路组合，与东半球的丝路连成一气，让世界共同进入“一带一路”的丝路新时代。 四 “一带一路”中美两国相处的理想与自由（名实） 讲到理想与自由，我们愿意把自己当成傻瓜，这样和美国在一起就挺容易相处。因此我们根本不愿意，对美国的“世界第一霸”所有行为发表看法。当然也不会劝美国应当如何做人，才算是正经八百地，为世界做事，做好事，与真正的坚持真理与为全人类维持正义。 （一）谁象傻瓜？谁是无赖？ 我们忍辱负重、韬光养晦，象呆子与木桩一样地假装糊涂。心甘情愿地面对美国的种种指责与无情欺压，在强权与重压下不断退让。从清未到现代，一直“割地赔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海，到今天仍用东海、台海、南海等问题包围中国，操控金融业，借走中国极量钱。种种事实都证明了中国象傻瓜。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过，留下买路钱”，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横人道理正，有风尽风使”，象不象强盗与无赖？谁都明白！然后结果是美国得寸进尺，愿意继续把中国当傻瓜，领导中国一百年。 世间最公平的事是，聪明人得意洋洋，傻瓜与糊涂人也认为自己混得不错。世间最不公平的事是：摆在眼前的事实，美国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以大欺小只会占人家便宜，却不让我们也不准我们说。又处处麻烦中国，完全只把中国当傻瓜使用的人，象个“下三滥”的无赖。 面对美国的无赖行为，尽管中国拥有伟大胸襟。凡事退让，心存悲悯，善待他人，乐于助人为乐。但做为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就算让十三亿中国人跟你美国，象日本“狗奴才”一样地做你的跟随。那你美国把我们中国当成什么？会让“傻瓜”过好日子吗？会比“傻瓜”自己领导自己，过得更好吗？！ （二）好邻居，好亲戚 好邻居我们需要，好亲戚我们也要，好朋友我们更是非常需要。当美国不请自来，耍横把飞机航母开到中国，把导弹带到中国，把卫星对准中国，把反对中国的所有国家，日本、菲律宾等，集中起来，围堵中国……。不管从任何方面看，美国对中国来说都是无赖，因此只是敌人。 我们可以把美国当朋友，朋友如兄弟，似手足。这手足，就会是我们两国之间共有的，可以为世界做许多好事的，真正自己的手和脚。当然我们也可以应美国所有有理与无理的需求，把这当成自己家里父母与儿女的请求。其前提就是我们两国之间，已经成为一家人。应当为有牺牲多壮志而同仇共愤了。 问题在于美国把中国当成什么？当美国人为了领导全世界，却力不从心，产生焦虑、心急、妒忌、自怜、怨恨、憎恨与仇恨，愿意把中国看成敌人，需要用飞机导弹航母进行“管理”，或“消灭”？！在“枪口”下，谁愿意总是当傻瓜，颠三倒四。把只想与中国为敌的“美帝国主义”，是非不分地当成是自已一家人行吗？！ “手拍胸膛想一想，难道人心喂了狼，老汉心里有本账，提起账来话儿长”。经过六十余年中美之间的交往。美国爱挑事，爱打仗，爱麻烦中国，加害中国，让中国过不下去的“老毛病”，已是板上的钉钉，是无可推卸，不争的事实。上世纪无耻地追到中国家门口，打了朝鲜与越南两次战争等，就是明证。 经过《全意识学》的种种实验与讨论。如果美国心理正常没有发疯，肯定也没有变态。那么中美之间，起码要有一个常识。那就是彼此之间只能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发展。然后大哥仍由美国“世界第一霸”来做。指挥决定中美之间，谁应当去当傻瓜，谁应当去当无赖。这世界显然就太平OK了。肯定也适合了，美国关于理想与自由的所有愿望。 五 美国的“一带一路”世界 关于“一带一路”的世界陆权与经济的全球战略。美国在这块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蛋糕”中，有着最大的领导能力与最好的利益优势和份额。让美国继续当头做大哥，中美对接成为两国与主权国家平等对话的基础与互利合作的典范，这对21世纪的全球丝路开展与当今世界都很重要。 （一）“一带一路”中国智囊团 做为“一带一路”的中方智囊团，我们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放着正事不做？却想尽一切办法，用美国人民的血汗钱，来制造航母、飞机、导弹等，来反对“一带一路”，恐吓世界。成为世人共知的，“战争狂人”与“战争贩子”。是不是这些美国人“特傻”，或“变态”，只妄想用战争方法屠杀人类，想杀人想疯了。 我们是否应该成立欧、俄、华、美四国与地区的“一带一路”国际和平丝路法庭。用《全意识学》，对美国这些顽固不化，坚持用战争解决世界争端，有着明显“走火入魔”的反人类战争行为，进行理所当然的正式审判。做为“一带一路”新时代子民的我们，都在等着看，此事的落实与执行。 （二）“一带一路”的中美两国是一家人 地球太小，中美太大。因此“地球村”、“世界岛”的“一带一路”中美两国，需要和平不能打仗。更不能成为针锋相对的敌人，而只能是一家人。 中美两国一家人/世界上有种人/总是妒忌你/怕你饿了/要你多穿衣服，然后别累着/需要多注意安全/你很烦，但很温暖/做错时/他总是边教训边给钱/这种人叫父亲。 世界上有种人/总是跟着你/有时做事/有时斗嘴/有时打架/有时翻脸/有时共同努力一起奋斗/无论如何/你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护着/这种人叫兄弟。 世界上有种人/她总让你脸红心跳/让你朝思慕想/让你有话没法说/把她含在口里，怕化了/把她抓在手里，怕飞了/你疼她，爱她/离不开她/这种人叫恋人。 世界上有种人也许你们在天各一方/但是他总想和你在一起/工作、学习、散步吃喝玩乐/你总是在苦闷，有困难，有麻烦/很需要他时，才想起他/你需要他，离不开他/这种人叫朋友。 你以为幸福在无法追逐的远方/后来才知道/那些听过话/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喝过的酒/握过的手/流过的泪/爱过的人/都是曾经的幸福/于是你恍然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第六节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名斗） 选自《参考消息》2016.8.16 戴秉国认为，中美关系要向前发展，一定要走好一条新路。21世纪有两点可以肯定：美国的老大地位是谁也取代不了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或振兴是谁也挡不住的。美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在美国自己：中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也在自己。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中美双方能否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一 中美战略共识很具开创性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看，实际上从当年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博士一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开始，两国老一代政治家就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打下了基础。这几十年来中美基本上走的就是他们的当时规划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这几十年来，一路上尽管风风雨雨，有时候还有雷电交加，但中美关系始终是向前发展的。到了今天，可以说中美两国关系已发展到几十年前谁也没有想象到的高水平，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关系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说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再往后，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战略共识，在21世纪新形势下确定了中美关系的目标、方向和根本框架。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达成的这样一种战略共识在人类历史上实属首次。我想这是中美两国老一代领导人思想、智慧的集成、创新和发展，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多年来深思熟虑、坦诚沟通对话的一个结果，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深受世界人民和中美两国人民欢迎的一个重大决策。这是颇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性事件。 走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确保中美关系持久稳定发展的大框架。这对双方都是“无价之宝”。无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不管会遭到多大困难，中方都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信美国本届政府、之后的各届政府都会信守承诺，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同中方一起努力，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如果有人硬要选择冲突、对抗，我坚信，一定会遭到中美两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美走好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也将造福于亚洲和世界，理应得到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理解与支持。 二 “一带一路”将改变世界 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认为，在未来基础设施方面欧中进行共同开发，这将为双方带来更大的裨益。众所周知，我们正在为达成欧中投资协定进行磋商，希望为未来欧盟与中国之间签订系列贸易协定奠定基础。据我所知，中方已向英方提出建议并得到英国政府的高度支持。中英双方应继续尽可能多地推动建立此类贸易关系。中国对未来的展望富有洞见和吸引力，也让身在英国和欧洲的人们兴奋不已。 丝绸之路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禁让人回想起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连接起了欧洲与中国、商人和探险家们，在当时的诸多领域产生了文化交融的现象。如今，习主席重申丝绸之路的理念，就我看来，该理念拥有改变世界的巨大潜力。我认为丝绸之路源起中国，穿过伦敦并横跨不列颠。丝绸之路中“一带一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东地区的进步，因为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签订协议并在该地区急需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投资。中国的投资惠及近2亿缺少教育机会、工作机会以及创业机会的年轻人。中国的开发已经覆盖东亚，横跨亚洲，直通欧洲。可以预见，未来几年连接欧亚的基建项目将拥有巨大的潜力……。我认为丝绸之路同时也与欧洲相连。众所周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了一项投资额高达32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该计划可使企业和商业领袖通过欧洲投资银行或欧洲投资基金便捷地获取资金为英国和欧洲各国急需的新建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进行融资。据我所知，德国、法国都有相关重要计划，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在未来几年也需进一步改善。 三 基辛格：中美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今年3月在北京指出，中美之间不存在“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他说，中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双方的特性，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另外一个是守成的大国。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概念，要放在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背景下看待，这种背景在现在的中美关系之间并不存在。 基辛格说：“中美之间并没有这种相互取代的关系，也没有这样一种意图，中国并没有意图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中美关系不同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世界各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早己吸取教训，而没有一个国家有野心挑起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和平的意识在提高，军事技术的极大进步不仅不必然导致军事冲突。反而可以用来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四 福山：美应寻找“折中办法”应对中国崛起 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1月18日在日本《读卖新闻》撰文说，美国的战略课题不仅是对抗中国，还必须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时产生过度反应，进而导致战争发生。 福山认为，美国需要摸索与中国实力增强这一现实进行折中的办法。美国需要采取双重战略。一方面，美国需要固守一个原则，即所有的领土问题都应在适当的多边场合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美国需要与实力增强的中国进行折中。中国主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它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抗衡的手段，但其实也未必如此。更好的办法或许是，美国和日本也加入亚投行，从内部来施加影响。 五 瓦拉尔：避免“陷阱”责任不能只推给中国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梅丽登·瓦拉尔4月22日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撰文指出，“修昔底德陷阱”需要有两个参与者：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和一个现存大国：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不是崛起大国对现存大国构成的威胁，而是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大国(雅典)持续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政策，以及较弱的国家(斯巴达)对强国把目标对准自己的担忧。把这层含义翻译到当前语境下便是中国担忧美国的不断扩张。 瓦拉尔认为，如果有影响力的人物误读历史，他们便会在崛起大国威胁取代统治大国时主张“战争的可能性更大”。这个观点的结论是敦促美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强硬行动遏制中国。 瓦拉尔强调，与其把责任直接推给崛起中的中国，让中国精心考虑其行动，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现存大国也应有责任做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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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2 08:5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