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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用《全意识学》为中国崛起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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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2 08:56: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三章  用《全意识学》为中国崛起正名
优羲当年创八卦,炎黄文化传万世,五千年文明世罕见,万古千秋说中华。
——某名人日记
中国经过15年艰苦谈判,于2001年12月进入世贸。进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框架下,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经济立国为本。超越情感,与中美两国分属于两种不同文明与文化的特点,淡化意识形态“卧薪尝胆”、“韬光养悔”,无怨无悔地主动融入国际大家庭与国际主流。有礼有节地与美、日、俄、印、东盟等有地缘关系的国家,做好关系。“搁置争议”和平互动,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第一单元  中国崛起条件篇(正名)
中国崛起有三个基本条件:地缘、钱与和平,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第一节  中国和平崛起与地缘秩序(名实)
努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走出“大国争霸”怪圈,成为“负责任大国”。实现全世界共知的,以中华文化“中庸之道”,不挑事、不闹事为基点。用自1979年中越之战后,三十多年无战事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和平决心,实现了中国自身的今天和平崛起。
这种发展理念与国策,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赞许,成为不称强,不做大,及世界大国中以和平崛起的少有实际行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典范。
一  中国地缘关系与文化秩序沿革
中国文明秩序,从五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一带开始,一直到三百年前的清帝国,其文明的建立都以自己为中心,这也是中国(世界中心)名称的由来。史上有数次大规模的外来民族入侵中国,其中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元朝,另一次在清朝,都让中国沦落亡国,而成为这些少数民族的“殖民地”。
(一)中古时期中国地缘关系与文化秩序
公元1271年蒙古族在中国建立元朝;公元1644年满族在中国建立清朝。这两次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中国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其原来的宋朝、明朝等“中华帝国”。奇怪的是随着时间流失,“侵略者”不管其愿意不愿意,也没有人强迫他们,但他们最终都“心甘情愿”地选择接受中华文化,并融入了中国,成为中华大家族的一员。带来的领土,领海,也全部成为中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从历史看,“中华帝国”的版图“扩张史”和文明史,以及外来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磨合史。其向心力与中国本身拥有的强大文化,与庞大人口基数密切相关。尽管外来民族,侵入的方式并不和平。如:元灭南宋让南宋亡国的最后一战,十余万军民投海自杀成仁。清军对扬州城人民的大屠杀,据当时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载,屠杀持续十天,仅被收殓的尸体就超过80万具。
(二)中西方地缘关系与文化
近代外族侵略如“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公元1894年日清的“甲午海战”;1937年中国对日开始“八年抗战”,以及“南京三十万人大屠杀”等日本侵略中国,两次打断中国现代化。历史证明侵略中国的外族或海外势力,都想做中华民族秩序与文化的订立者,总希望看到中国丧权辱国,并吃尽苦头,尽管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关他们什么事。
西方力量到达的三百年前,中华帝国一直是这个区域里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广大疆域、众多人民、先进文化。中国有能力让自己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本身并不侵略它国,因此用不着外国侵略者来指手画脚。
东西方文化不同,就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各自有效的立国形式。西方崇尚 “民主、自由”突出社会每个成员“自由”个性,以“相对分散的方式”组成社会;中国重视社会每个家庭、宗族,种族与国家的正统性。西方用民主选举为号召,产生凝聚力;中华文化则提倡用相对“集中”的社会“人际”方式立国。如:中国人提倡国与家的关系,提倡个人道德的“忠孝”等。子孙对父母不孝,子民对国家不忠,都是“大逆不道”不可想象的。
有史以来中国以中华文化来确定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如用朝贡(古代中国与外族的一种贸易关系制度)来划定中外地缘关系,让中国臣民与各地缘关系诸国(如:古代的朝鲜、越南、日本等),都对这种关系与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并最终“心甘情愿”地融入中华文化圈为中华文化所同化。
(三)  建国以来的中国和平崛起
建国以来,中国的大国之路经历了复杂的历程。
首先是建立新中国,在原苏联的引领下,一边倒走向独立,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国际独立自主的国家;其次是在美苏两强的压力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成为国际安全领域举足轻重的核国家;第三是重返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三个阶段终使中国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但这只在某些方面 表现出大国元素。
第四个阶段是邓小平改革开发后的经济壮大,让中国成为政治、军事和经济大国,这才使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与世界有数的综合性大国。
第五个阶段,就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成为具有活力和创新力的新型大国。这保证了中国有力顺应世界形势与配合美国,争取同样也和美国一样具备有了引领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力。包括中国治理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与十三亿中国人对国际治理的贡献。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五个阶段。
二  中美携手让中国和平崛起
中美两国有着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国情、价值观、文化与人民;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美国实力加强或衰弱,或做不做“世界警察,战争贩子” ;或会不会影响美国追求“世界霸权”之类肯定无关,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大于分岐。
(一)中美两国文化差异和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华文化的主流为儒家与道家。提倡:“君子之交、淡如水”;“无为无不为”;“和而不同”等等。中国的根本国情是“自家打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历史上因抗拒外族侵略,“修了二千多年长城”,因此不可能与千万里之外,无任何地缘关系的美国争霸。讲国力,中国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按人口平均更与美、日等强国距离甚远。数十年内,美国仍为世界第一强国。所以中国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和美国争霸。但不等于说,美国可以因此而欺辱中国。
一百年后即使中国十分强大,由于中华文化局限,有一个中国不愿意和外国争霸的儒家思想叫“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调和折中)。总之中国人,讲究的是“忠孝”,没有西方人才有的“好斗基因”。当然想在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核心利益上,美国如果象日本那样侵略中国,反复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让14亿中国人过好日子,中国人也决不答应。咱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世界老大”,我做我的“世界中心”,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中国太大,中国人太多,文化太强。想让世界五分之一中国人,永远做美国跟班当“老二”,这种“美国梦”太美,别想!事实是近代中国跟谁,谁都受不了。你看中国跟苏联学马列,苏联没了;跟日本学科技,日本“弱了”;跟美国学“做大”,美国“怕了”。来什么“战略东移”、“飞机侦察”、“岛链封锁”,“网络侦听”,“乱轰轰”的完全没有了大国风范(象贼一样!偷偷摸摸,“象鬼”一样没了人形)。
让别人去说吧!中国人不好惹,而且也“命里注定”只能走自己的路。任何大国,自然也包括美国,也不管其愿不愿意,都要“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让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人,都有饭吃,并过上好生活,这本身符合人权、人道的精神,对全人类和平事业也是极其伟大的贡献。
心理学说“要想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用文化(西方物象、物化的民主?自由?人权!)、科技(用西方物象科学,代替东方意象科学),和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方法。或用西方颠复苏联与东欧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方式,来阻止与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都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不顾再三警告直接参于干扰与干涉中国,更可能为其本国人民带来一场真正的民族灾难。
人间正道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和平友好相处,互不干涉。或是“你有你的豪华别墅,我住我的平房小屋”,大家是邻居,是朋友,是兄弟,互帮互助,共创辉煌。讲明点就是用战争恐吓,或西方文化,一相情愿地想强迫“中国和尚当美国牧师”,就象强迫让“中国男人变美国女人”一样,荒唐无耻与并不可能。
(二) 中美两国之间关系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美两国都有自已的梦,那是“中国梦”、“美国梦”,两国人民也都热爱和平,希望过上好日子。胡思乱想美国人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怀不满,是无法想象的。
事实是这数十年,美国这个“世界警察”,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追上门来”、“死皮赖脸”地在中国家门口,打了两场,双方你死我活死伤无数的朝鲜与越南战争。中国为了国家利益,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都和麻烦制造者美国“爱闹事、爱打仗,想挑事有关”(美国先后攻打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国,现在都成为世界的“麻烦中心”)。中美两国相隔距离一万八千里,没有丝毫地缘关系,挑战中国这种蠢事,也只有美国“战争贩子”才会来做。中国从古是世界中心(中国名称由来),只在乎于自己的“和平崛起”。设想中国挑战美国的事,几百年内都不可能发生。
从根本上说,美国擅长“己所欲,施于人”。任何问题只想着自己利益与自以为是。包括:人权、文化、秩序、规则,一古脑地吓唬强迫,强人所难, 因此喜欢霸权与战争。中国则只愿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强调“礼义廉耻,伦理道德”,所有事情为自己,也为对方设身处地,用“国法家规”控制冲突,治理社会。因此不需要战争,而只懂如何双赢与和平。
中美直接面对面,公开大规模的战争肯定没有。间接的有建国初1950年10月—1953年2月的“朝鲜战争”;和1965年到1970年美越的“援越抗美”。冷战期间,因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美国看中国,横竖都“不顺眼”,当今世界美国强,中国弱,尽人皆知,中国低调“自做人”,“韬光养悔” ,“打断牙往肚里吞”。打不还手(1999年美国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骂不还口”(1999年银河号事件);偷看“不烦恼”(1962年-1967年的U-2侦察机事件;2001年王伟撞机死亡;2014年8月中国拦截美侦察机事件等);还有网络监听(斯诺登事件)等。美国,为了“防备”中国“争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干起了太多的“下三烂”,不光明勾当。
(三)中美共建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
上帝保佑中美,让两国在当代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两国人民也因此是世界最幸福的人。历史上两国世代友好、和平相处(从无直接战争),为此祝愿两国人民永远和平进步、和平发展。只有撒旦魔鬼才希望我们两国产生战争与毁灭,所以两国人民只会要上帝不要撒旦。
请尊重中国人的选择——和平崛起,我们中美之间要双赢不要战争。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说的是以太平洋沿岸中美两国为主轴的,一点两面。即以美国夏威夷为中心。太平洋两岸:西岸以中国台湾福建的台海两岸,从福州到平潭的海西(市)为起点,北到上海、天津、大连、釜山、东京、海参威;南到港、澳、海南、马尼拉、雅加达、新加坡、悉尼。东岸以巴拿马运河为中心点。北到旧金山、温哥华;南到利马、圣地亚哥等。环太平洋沿岸各国的,现代泛太平洋“海上大丝绸之路”。
这个框架集中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人口与海洋。形成了集金融、商贸、航运、旅游、航空、军事等功能。所涉及地带的基础建设,配套工程等,让以美国为首的中美两国成为继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之后,世界又一个新的、更大的全球新文明中心。中美两国共同放下,必须进行战争“争霸”等心结。同心协力“全面合作”,让中美两国形成“G2”,形成“家和万事兴”的兴旺发达局面。
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科斯定律”认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必要条件” 。因此,说白了就是如果中美的利益中有两块地,一块养牛,一块种麦。然后需要根据牛与麦的不同收益来确定保护麦地,还是让牛吃麦。再然后协商进行利益的分成与风险的如何分担。
“太平洋够大,足够容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形成一个串联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世界超大“利益共同体”,并共同搭乘上这辆“现代大发展快车”,让以美国为首的中美两国在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取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真正的双赢,和空前大丰收。
第二节  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关系(名实)
古话讲:“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失了人情”。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除与中美关系最密切有关外。与中日、中俄、中印等关系也密切相关,再然后与中韩、中国与东南亚;南海、东海、台海等有关。当前,中俄、中韩、东海、台海相对稳定。其它如:中日、中印、中国和东南亚以及南海等问题则相对复杂,以下就此几点来进行分折。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政治指政府与执政党等在国家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经济指物质的生产与活动。文化主指人类的精神财富,如:科学、哲学、思想教育等。军事则指军队与战争。国家:指在一定主权区域,或范围内所拥有的土地与人民。除此外,国家之间的三大冲突根源为宗教、文化与民族。解决的方法只有两种即战争与和平。战争的手段为军事;和平的手段为文化。以上所有问题的基础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一  中日关系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日两国同文(中华文化圈),同种(黄种人),因此从根上说是兄弟。“兄弟同心,其利成金”说的是如果中日两国强强联手,就必然“天下无敌”。这事美国肯定不会答应,它忌讳的就是这个,肯定从中作梗。事实是美国乐见中日两国在“兄弟阋墙”,中日两国兄弟在美国太平洋大战略的排布下为主权、土地、人民,早已“中计”,而没了“兄弟情份”,并为此相互争得你死我活。
西方来前,中国是大哥,日本是“倭国”。西方入侵后,“脱亚入欧”,日本全盘西化,经过“明治维新”等变革,日本从小兄弟,变成西方盟友与“大日本帝国”。那是东方真正的“暴发户”,“大中华”变成“支那”,既是支那小日本就可以用兵。于是日清“甲午海战”;民国“七七芦沟桥事变”,老大哥为小弟“割地赔款,兵败如山倒”几乎亡国,“亲兄弟”反目为仇。日本成为全中国人民人人痛恨的不共戴天敌人。近代中国人眼里国家恨、民族仇非日本莫属。
日本以军事立国“飞扬跋扈”,海空军近代纵横太平洋、亚洲。战后,日本经济实力雄厚,眼里更没有中国,近现代亚洲发展史是日本崛起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给美国与苏联,与“中国无干”。钓鱼岛,是美国答应给日本的,也与“中国无干”。“改革开放”是日本帮助中国,让中国从“穷光蛋”变世界老二。做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日本在安倍上台后,希望借“钓鱼岛之事”成为“正常国家”。中国表示反对,这在日本看来又是“忘本变质”、“知恩不报”。
中日两国,表面看是钓鱼岛之争,根子却在于两国不同的民族自豪感。中国对日最大纠结是,日本的两次侵华战争。然后是战后日本对华的优势。再然后是,由二次战争与战后优势所引起的中华民族对日本的屈辱与仇恨。日本对华的情结是日本西化后,所带来的,日本对华优越感与民族自豪感。近年来,还有日本从世界第二,降为第三的失落感。然后是东海问题与美国的第三者介入。
从超越中日民族情感来看事实,中日两国矛盾的“麻烦制造者”是美国。问题在于,从地缘关系上说日本的前途在中国。因此日本是愿意继续跟美国“为奴卖命”,还是融入中华大文化圈当家作主人共荣,其领导者应认清这种现实的最终结果。然后把中、美、日三角关系,变成相对简单的中日两国双边关系,不上“美国当”。
中日两国唯一的选项是和平。日本已经因战争,而成为中国、朝鲜、韩国、东南亚等国心目中永远的“罪人”。让日本从道义上说明白,自己真正希望和平,“永不再战”的诚意,并用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使所有人相信,理解和支持这种诚意。
经济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在以美国为首的框架下,实现中、美、日三国共同踏上发展经济与发财致富的,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是中日两国共同发展的和平基础和最好出路与选择。
二  中印千年和平的根本关键,
中印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占世界人类总人口三分之一。中印间最大纠结,为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与公元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这是“英帝国”遗产,其目的就是挑起两国战争。两国应认清这种事实真相,面对现实,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事特办。不能因单方面破坏了中印友好的前提,而中了英帝国的圈套。
古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环为印度洋。建立以印度为首的,印度洋文明为源头,由印、美、中、日等国参加的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进而与太平洋文明携手共创世界和平伟业的时代已经来到。中印和平的关键是什么?
(一)  缓冲区、隔离带、防火墙
中国古长城;古南宋在辽国(缓冲国)灭亡后亡国;当代特朗普的美墨隔离墙;中美之间的太平洋缓冲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东海、台湾问题;中苏之间的蒙古国等等。都是缓冲区、隔离带与防火墙的典型例子,也是国际之间,两国需要减少冲突与相争的最有效手段。它符合有名的“狼群相处法则”。
几千年来中国南北方能相对有效交流融合。几十年来中美、中俄、中日之间无大事;尽管小打小闹,吵架相争时有发生,但仗打不起来,大仗更不可能。有“隔离墙”这个“着力点”,双方都知道不打仗,也不想,没必要。
美国为了制华反俄,让朝韩做“防火墙”,需要韩朝相争,朝韩没有“隔离”,因此韩军演、朝核、朝导弹、韩萨德,“战火不断”,事件连连。
中印之间缓冲区,分陆上与海上。海上缓冲区在印度洋;陆上缓冲区诸小国如:尼泊尔、锡金、不丹;中等国家如:巴基斯坦、缅甸;争议缓冲区,如:克什米尔。这些地方,建议中印两国领导人,都应该很好地进行利用,有效有目的地共同掌握这些缓冲区。不能带有本国私利,然后互利双赢,象印度今天这样,入侵中印锡金段相当不理智。没有缓冲带、隔离墙,所有大国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印之间也一样,这叫“狼群法则”。
说白了就是,根据“狼群法则”,中印两国必须有缓冲区,这已成中印两国,未来千年和平友好相处的关键。它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印度,是中印之间的桥梁,两国人民和平相处交流的基点与和平幸福的象征。
否则中印两国肯定冲突,而且保证祸事连连。就像印度当年肢解巴基斯坦一样,根据中国目前国力,打败印度,肢解印度国土“易如反掌”。形势对印度不利,印度当代领导人必须认清事实,悬崖勒马,马上把印度兵从锡金段撤走,否则身败名裂,下场可怕,终必为印度人民所抛弃。
中印都是文明古国,都爱好和平有大国情怀,都有自己灿烂辉煌的数千年文明与古哲学智慧。患不着刀兵相见,让美日等象看戏一样地看着两国互挡相争,成为世界笑柄。
为两国友好互动开个好头,请印度马上从锡金段撤兵。中印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和平与两国人民的理想幸福贡献力量,是中印友好相处的唯一出路。
(二)  中印边界的缓冲区与和平区
中印开战对双方都无好处,防止中印冲突,最有效与根本方法,是建立隔离带、防火墙与和平区。
1边界
第一,以传统习惯为准绳确立边界;第二,以当前事实占有为边界;第三,军事实力为边界。
2  缓冲区
缓冲国、缓冲区与隔离带的组成。
第一,缓冲国:锡金、不丹、尼泊尔;第二,缓冲区:克什米尔;第三,隔离带:麦克马洪线。
3  和平区
通过谈判,把中印东、中、西三段12.5万平方公里争议领土,建成双方共同拥有、共有、共享、共用的和平友谊区(特区)。
三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东盟诸国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地缘关系,主要在南海。南海的核心,是九段线内的南沙诸岛主权问题。主要涉及的有越南与菲律宾。同时南海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南沿海通向印度洋的咽喉要道。
近代欧洲文明史,在地中海与大西洋展开。而现代世界的新文明中心,则必在“环太平洋”与印度洋。世界老大美国的“战略东移”也与此有关。南海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地中海”,也是世界能源与商贸的重要通道。里边有大利益也有“大冲突”,“世界警察”,当然不请自来。
对美国本土来说更重要的根本战略目的,当然是中国东海。让美国操心的还有西太平洋上的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还有怎样利用台湾、钓鱼岛,来挑起事端,麻烦事多着呢!而且这些事,每件都比让美国呆在南海当“宪兵”,去维持南海“世界秩序”更重要。
越、菲两国盼爷爷,望奶奶,想的就是,为谋求私利让美国来“主持正义”。使南海诸岛落入菲、越手中。但做为“美帝”,不管多傻,也不可能傻到,听某个小国的话,得不偿失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这个“核心利益”。想让美国人为奴才“卖命流血”,“火中取栗”,美国就是“吃饱了撑”,也不会去。
当然在越、菲的强烈央求和“跪求”下,美国人“利欲熏心“疯了”,甘愿“死皮赖脸”,跟中国“火拼”。战场当然设在越、菲,然后“大打出手”,越、菲引狼入室,成为中美两国“盘中餐”,和各种新式武器实验场,美丽河山变火海,天堂变屠场生民涂炭。此时美国重演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表现,跑得比兔子还快。打着为了“维和”旗号,“名正言顺”驻扎下来,象美国驻军琉球群岛几十年不走一样。这种事我们可不想做,相信美国也不会让越南、菲律宾牵着鼻子走。
但是小打小闹,如不断帮菲、越壮胆打气,卖武器给这些人“破财消灾”。出难题,出“歪点子”等等,“纸老虎”的本领还是有的。就不知菲越这两个国家,谁愿意充当中美两国之间进行争斗的“练兵场”,“不要命”当“排头兵”、“出头鸟”,“以卵击石”,冲上前来。那就来吧!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只能如此了。
坚持主权属我,“远交近攻”,只做不说。“经济照常,生意照做”,不张扬,不招摇,“冷水煮青蛙”,逐步推进的蚕食方式。有几十年时间,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南海领土问题会有很大进展。
第三节  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名
世界共赢发展的中国药方:包容、联动、开放、创新。
——某名人日记
中国和平崛起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因此,需要用中华文化为其正名。正名涉及的知识有《全意识学》、《中华象数学》、《中华正名学》等。
一  全意识学、中华象数学、中华正名学简述
《全意识学》源自心理学,又高于心理学;《中华象数学》源自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华正名学》源自中华文化。
(一)  全意识学
人总会有睡、醒、睏(模糊)等三种,非此即彼,不停交替的精神状态。清醒时的显意识叫现实意识;睡时的无意识叫潜意识;睏时的钝意识叫中间意识。三种意识合称为全意识,其学问便是《全意识学》。
(二)  中华象数学
从一万多年前伏羲画八卦开始;到六千多年前《河图、洛书》;到夏《连山》、商《归藏》、周《周易》;到老子的“道”;宋朱熹、明王阳明、清曾国藩的“理学”;再到现代毛泽东的《矛盾论》等。以及西方古希腊的“原子论”、“唯物论”;古印度的“梵我合一”等,都是“象数学”的组成部分。以上象数分别为:“1”、“2”、“8”、“9”、“10”、“64”、等。
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等这些不同的哲学论述,都涉及到一个象(现象、形象、意象、物象)、数(数学、数列)、义(内容、意义)、理(道理、原理)的内涵与意义,并依此来模拟与表达客观事物存在与运动所形成的学问,就叫做“象数学”,或称《中华象数学》。
(三)中华正名学
为客观存在的事物与运动,进行正式规范与命名的学问就叫“正名学”,或《中华正名学》。其步骤有四:
1      
人对事物的观察研究与认识的结果称为象。象分意识象与感官象两种,如:视听象、思维象等。从人的生理功能上说,人对事物认识的最初原始基础象,即:意象与物象。意象指意识对事物的直接把握。并据此形成东方意象科学,如:中医学;物象指事物在意识里的直接反映。并据此形成西方物象科学,如:西医学。
2  概念
指人在离开事物现场后,所留下的意象与物象。即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把事物
的长期共同特点、特征提取出来,加以概括,并可以据此来反映事物的一般本质与特征。
3  
人对事物概念的命名叫名。
4       正名
事物正式规范的命名叫正名。
二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全意识学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休戚相关。为此我们从六个方面进行分折,即国家(主权)、土地、人民、民族、宗教、文化等。并用全意识分三个层次,即:现实意识(清醒)、中间意识(模糊)、潜意识(睡眠)。从历史、政治、经济、战争、和平等五个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因素与相关问题等进行深入分解。
(一) 中国和平崛起与现实意识
1 中美两国的历史、宗教与民族
中国是一个数千到万年以上,世居于本土的以汉族占92%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它拥有五千年漫长的文明史。其文化以儒家、道家为主。主要宗教有四个:佛教(印度传入);道教(本土);伊斯兰教(阿拉伯传入);基督教(以色列传入)。汉人大多信仰佛教、基督教与道教。
美国为移民国家(15世纪开始从欧洲向美洲移民),欧洲白人占84%,非洲黑人占13%,其余的为亚裔等。其文明史约五百年。宗教主要为基督教与天主教。
2       土地、人民与文化
近三百年来,世界土地、人民与文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即西方对世界,包括亚洲、非洲、拉美等进行侵略掠夺的“帝国殖民文化”时期(18世纪到20纪中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苏联与美国争霸的“两霸文化”时期(20世纪中叶到公元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美国独霸、与“中国和平崛起文化”时期(20世纪九十年代到如今)。
1  中华文化与中西方文化互动
中华帝国历史遥久,国土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强大,早已在二千多年到三百多年前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时代就已经形成。近三百年则受俄、英、日等先后侵略压迫、土地被侵占,人民受奴役,文化被“奴化”与“西化”。
2  中国人民与中西方
上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建国。六十余年中,首先经过苏联“老大哥”“冷战时期”,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着又在“世界独霸”,“美国佬”恩威并施指引下,中国人民融入了世界大家庭。经过数十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和与此大国地位根本不成比例的“世界二等公民”与“政治矮子”。
3  中美文明与领土(土地)
在美国的默许、纵容、保护或“威吓”下,菲、越、朝各小国“借酒装疯”,各取所需。或“狐假虎威”,“借题发挥”,公然把中国领土(土地)当成他们锅里煮的肉,口里下咽的菜。在中国家门口,公开“要吃喝、要拉风”,然后把那些“吃剩的垃圾与垃圾桶”,扣到中国头上。如:美国从中插手制造矛盾纵容、默许菲越公开侵占我国南海领土(土地),侵犯我核心利益;朝借口受美、日“威吓”,公开在中朝边境进行核实验,让中国为其承担核风险。
日本是美国的“半殖地”,为了摆脱美国对其控制,用中国的“钓鱼岛”来说事,向美国讨价还价。奥妙在于美日两国都不把中国看在眼里,公开把中国核心利益——领土,充当成美日两国互斗的“百宝箱”与“出气筒”。
(二)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间意识、潜意识
用模糊潜在的中间意识、潜意识观点看近两百年来的中美两国,当然是美国强,中国弱。并因此让美国在近几十年来成为高人一等,盛气凌人,又欺人太甚。然后,处处想着为难中国,围堵中国,教训中国,让人看不下去,却无耻地把此当成美国私家国策、惯例与潜规则的人。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内仍有资格在军事方面胜过中国,然后很可能象“疯狗”一样,用各种名义向中国发动战争的人。
1  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中美两国都负有打造亚洲与世界秩序的同等重要责任,那么中美两国之间是战争,还是和平呢?
中国始终声称自己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这从中国对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的立场中就可以看出。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之后,不管中国经济实力如何变化,事实证明,中国从来就不想成为美国那样的“世界警察”。本世纪十余年以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坚持在国外,一连打了四场战争的国家(伊拉克两场,阿富汗,利比亚各一场)。
二战以后美国在全世界致力推动欧洲、日本等,建立以美国所立规则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冷战后,美国顺势成为负有“特殊责任”的唯一强国。因此作个好的“世界警察”成为美国精英思想,成为国策。从国际金融、经济和贸易的“布雷顿森体系”;到二战后援助欧洲对抗苏联的马歇尔计划;再到战后挟持日本,在亚洲不断扩展发展各种能力,以对抗中国等,都体现了美国的这种思想。
2  美国要中国充当的亚洲角色
在世界只能有美国一个“霸权强国”的思想指导下,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防范中国崛起。尽管中国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内政,而且根本不需要也不关美国什么事。因此应对美国非份之想,就成为中国上层领导者需要认真对付的心腹大事。
中国对外立场与潜规则是以不干涉,“不选边站”为立国基础。因此从朝鲜核实验,到阿富汗、乌克兰等各种麻烦,中国都只是希望各方克制,而不持单边立场。显然中国对充当“世界警察”毫无兴趣,而且也不顾意象美国传统一样,承担世界上诸多的那些“领导责任”。
近代世界不管如何变化,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即只有当今美国才一直算是全球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因此在亚洲,美国“有权”联合日、澳等国,强迫中国被动接受豪取强夺弱肉强食的“美国规则”。例如:接受完全没有了正义的“第一岛链”、“第二锁链”等各种“围堵”政策。竭力鼓动亚洲南海等各声索国,用各种名目索取从经济利益到领土、资源等,种种无理要求。并让它们组成反对与防范中国的亚洲联盟,如:南海问题的美、菲、越联盟;太平洋、东亚问题的,美、日、澳联盟;用钓鱼岛问题打破中、日、韩三国经济一体化与货币自由兑换的,美、日、韩三国联盟等。
3 再造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从公元1840年英清“鸦片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到1937年抗击日本侵华的“八年抗战”;到现在(2015年)美国仍用武力威胁与干涉中国的南海、台海事务,使当代中国与南海诸声索国的相处,处于下风,又处处受困,下不了台。这是从1840年到2015,其中66年由美国主演(公元1949—2015年)的(可恨、可恶),整整一部175年西方列强欺压的中国史。
    这期间它们用国力尽情羞辱压迫中国,侵略奴役中国;175年来从无间断地使用武力威胁中国、干涉中国,让中国不停地“割地赔款”。如:无耻的美国到今天仍用飞机航母等,干涉南海的中国内部事务,用借走大量的钱与运用美元经济来控制中国。
这是西方列强压抑中国,强迫中国接受种种不合理逻辑与安排,让中国人极端厌恶痛恨,更充满满腔正气,又怒火中烧的175年;是中国人高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被迫发出最后吼声”的175年。”
今天“列强”仍想用武力领导中国一百年。更想制造矛盾,用民主、自由、人权等,“个人主义”西方价值的单边文化,切割、分化、打散中国。用西方为霸,中国为奴的西方终极目的,来分裂中国,让中国永远地成为“沉睡的狮子”。
我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更需要对西方列强,当前以美国为首想强行把中国拖入战争的行为,进行认真反思。因此中国,当前争的就是170多年来,被西方强权羞辱,直到今天,在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强权的压迫下,“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仍需要进行彻底“翻身” 的民族正气,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华象数学
如果把大国崛起看成是中华象数学的“一”,那么“一分为二”,就会有传统世界诸强的战争崛起,与当今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把世界看成“一”,那么“一”分为“二”,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就是中国与美国。中华象数学原理指出,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盛极而衰,衰极而盛,而美国已经盛极了两百多年。把美国自我以霸权为中心的欲望与想法,做为世界唯一正义的可为与不可为价值观标准,并坚持只能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其目的时,自我对正义与是非的追求与敬畏就已经彻底丧失了。
当40%的外国投资仍流向中国。新七国集团,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印尼、土耳其等,在其经济规模上已超过旧七国集团。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37.8万亿美元,传统七国为34.5万亿美元。而且1988年,旧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还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二,到2010年则已经不足一半。2014年10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7.6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17.4万亿美元,中华象数学所认定的旧世界盛极而衰,新世界必然崛起的自然规律,由此可见一斑。
当今世界有数的几个大国中,中国是少有的最尊敬美国的国家。世界各种大场合、大场面、大情况,处处尊重美国国家利益,几乎成为中国头等大事。而美国却并不领情,而且也并不为此而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如美国在台湾、钓鱼岛、南海、东海等领土问题上的态度,让人很难想象美国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
经济是一切事业的基础,美国如果再坚持这种自私自定的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强霸逻辑,世界老大地位,总有一天会被中国彻底掀翻。一句话自然规律不可违反。在美国强势不断衰退的今天,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其对华的和平与和谐,包括经济与文化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发展,是中美共同发展的唯一方向。
美国经济现在还在不断下滑,需要欧盟、日本等盟国支持,但盟国也自保不易。面对乌克兰问题,美国“损人不利已”,为了保住其“世界警察”地位,与世界老大霸道强出头的单边思维。要求欧洲盟国等在极其伤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去制裁俄罗斯,让诸盟国雪上加霜怨声载道,更让乌克兰陷入了战争与国土分裂。
用中华象数学“一分为二”的方法,从不同层面上去分析中美。如:从文化上分,中美两国分属于中西两种显然不同的文化。把中华象数学的顺逆思维,用于中美关系,可以做出两种认定。即顺向的“合二而一”和平思维,与逆向的“一分为二”战争思维。按心理学讲法,每个人心里都有两头“野兽”,一头代表善良,象征和平;一头则代表罪恶,象征战争。老喂它食物的那只野兽终占上风。就象美国,在全世界“管闲事”、挑事、打仗,是已经出了大名的“世界乱源”。这种人,几十年到现在就爱在中国家门口晃悠,不管大事、小事、找茬、插杆子,处处都有美国影子,是明确无误的“中国麻烦制造者”。完全象一个“一肚子坏水的人”,因此希望美国这种花样少来,中国见过了太多不文明,不讲道理“没教养的野蛮人”,他们最终都没好下场。
中国的崛起“一分为二”只有两条路,即战争与和平,而且这两条路其关键都跟美国怎样对中国进行定位密切相关。中美两国世代友好,不存在领土之争,也没有发生过公开的象日本“甲午战争”,英国“鸦片战争”那样的民族战争。因此美中可以进行双边合作,进以产生包容与正能量。放弃意识形态与文化之争,让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机遇。当然也可选择战争,那就会是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的末日,而且全世界人会象看笑话一样,看着中美两国在战争中两伤俱败,玉石俱焚。
中美两国分属中西两种文化,都很优秀但又各不相同。从地理上说,中国在东半球,美国在西半球;从国家风格上说,美国好斗、好战,好做“国际宪兵”爱管全世界闲事,是“战争贩子”;中国包括文化则只关心自己本身的核心利益,建国六十余年,除保家卫国几场战争外,用近三十年无战事,证明了中国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从国力上看美国强,但在衰退;中国弱但在和平崛起。从相处方式上说,美国好战,特别是对中国咄咄逼人,尽管对华战争决不会为美国带来好处,但美国处处表现出愿意玩火。愿意表演“常在河边走,那能不湿鞋”。中国爱好和平的和平崛起事实,只会给美国带来极好的发展机遇。如:由美国牵头组成中、俄、美、加拿大等轴心,建造白令海峡海底隧道,成为连接亚洲、北美“大陆桥”,让欧洲、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等世界五大洲陆路相通连成一片。
四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华正名学
中国和平崛起贵在和平与反对战争。然而现在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因此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正名。
(一) 中国和平崛起中的美国“象”(象)
中国和平崛起美国对此反映的“象”,即表象、里象、意象与物象是什么呢?我们对此进行了全面多层次的观察、研究,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
美国用单边“西式”的人权、民主、自由、文化等名义谴责中国,又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等来对付中国。用战争(朝鲜、越南等两场战争的发动者)恐吓(越、菲南海麻烦的“总后台”)、威胁(日本、东海、钓鱼岛、“藏独”、“疆独”、“台独”、“民运”)、刺探(斯洛登网络事件)牵制中国,别有用心地想尽办法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
(二) 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国概念(概念)
美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两套标准是个“是非分明,好歹不分”的国家,它的唯一最高准则是“国家利益”。比如钓鱼岛,琉球群岛,与东海大陆架,到底归属它不管。它的国家利益是打木楔子,让中日两国作“窝里斗”以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并利用日本是它盟国的关系,公开支持日本干扰中国。并默许与支持菲越等南海声索国,对南沙诸岛的侵占,成功地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制造矛盾。让中、日、韩三国因领土之争,而使东北亚三国的经济合作流产等。
(三)  中国和平崛起之名(名)
国家即政权、土地与人民。近三百年来的今天,谁才能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呢?只有美国。美国总有些人想怎样用最小的力量,来控制中国和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中国注定会打败这种企图。
近三百年来,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经历了满清、民国与共和国三个朝代。领土以满清最盛时的一千五百多万平方公里为准,到共和国成立时仅剩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其余土地都为周边各国以各种名义并吞、侵略和分裂。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几场战争如;中朝抗美;珍宝岛之战;中国抗印;中越抗美等,都是强敌临门中国被迫奋起抵抗而引起的。而近三十多年无战事,建国六十多年无侵略战争,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其和平崛起的诚意事实存在,全世界人民都可以有目共睹。
美国是好战的,一战、二战唯一获得好处的是美国。二战之后,为了争霸与苏联进行了数十年的“冷战”;美国第七舰队五十年代的台海介入;中东的三次阿以战争;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之战;伊拉克之战;阿富汗之战;利比亚之战等等大战小战数不胜数。美国“战争贩子”的“好战癖”,已成为世界共识,成为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反面教员与“祸根”。
结论只有一个,即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意志,已为共和国的历史所证明。因此它是中国的家事,不需要美国吃饱了撑,来干涉与多管闲事。更不容美国用西方文化、人权、霸权、民主、自由、战争等各种名义与方式进行威协与干涉。
(四) 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名(正名)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其真正和平崛起也已经成为事实。如:GPT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在本年(公元2014年)10月以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亿美元等。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正)名。
1       中国崛起与中美和平
让中国和平崛起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和平竟争、和平共处、和平发展有利,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有利。
中国爱好和平,共和国建立六十余年以来,前三十年因保卫国家和平,被迫进行的几场战争是自卫反击战外;后三十几年则以基本无战事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和平崛起、和平竞争、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的决心与现实。
2 现代丝绸之路的中美合作
现代丝绸之路由中国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组成。它让中国和平崛起有了坚实基础和广阔的中美合作空间。
1)中美共建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
由中美两国分工合作。共同建设以夏威夷为中心,中国海西(市)(大福州)与巴拿马运河,为两点的环太平洋“二点一中心”的现代“海上丝绸之路”。
2)中、美、俄、加四国合作建“五洲四洋”“大陆桥”
世界五大洲,欧、亚、非、南北美洲。其中欧洲、亚洲与非洲三大陆已经连成一气。南北美洲也连在一起。这其中隔着俄美两国的白令海峡(俄西伯利亚,美阿拉斯加的威尔士王子角),宽约85公里,深度在30-50米之间,最窄之处仅37公里。整条海底隧道长105公里。
按照构想此隧道可以由美俄牵头修建,建成后五大洲即可连成一片,非洲的开普敦、开罗;欧洲的巴黎,柏林、莫斯科;亚洲的海参威、北京、上海;美洲的渥太华、纽约、里约热内卢等,五大洲内的任何城市之间,都可以从陆上相互通行。由此构成了现代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五大洲四大洋连成一片。
以中美两国牵头,把现代丝绸之路建成后,这个由中国创立与美国合作主导的,综合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贸易、旅游、金融、能源、采矿等,成为全球合作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联合平台,让世界五大洲、四大洋,陆路、海路相互自由往来。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特别需要世界和平,需要美国、俄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印度等地区与大国的和平参与,需要世界五大洲四大洋各国共同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发展,让世界各国共同和平崛起。
3 中国和平崛起与再造中华(正名)
如果你是中国人请问你记得秦汉之风、隋唐之盛的大汉民族豪情壮志吗?这就是中华民族本身所具有的正能量。
如果你是中国人,请问你能忘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八年抗战”、“三十万南京同胞被杀害”之耻;从满清时的一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到如今只剩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之恨吗?这就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被西方列强羞辱的中华史!
如果你是中国人,请问你愿意让中国和平崛起,平安顺利地一路走好吗?这就是中国现代版,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再造中华的“中国梦”!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亚洲与全球带来和平与幸福,因此让中、美、俄、欧、日等,联手起来共同去创造“世界大同”,共圆“世界梦”的新时代已经来到!
正(名)是:地理地缘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交往使我们成为“亲戚”;经济贸易使我们成为朋友;利益需要使我们成为伙伴;双边联系使我们更加和谐;和平发展让我们无法分开。
让中国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人民大机遇、大商机、大市场;让全球大合作、大联盟的大战略、大格局,圆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梦”,世界和平大发展的“全球梦”!
第四节  “一带一路”的陆上起点—西安市(名实)
作者:王良发
西安古称长安,为世界著名四大古都(包括:雅典、开罗、罗马)。其“秦川八百里”,地处中国大陆的中心。是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深入中国高原山区的一块风水宝地。也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通往中国西北,西南;西亚,南亚;欧洲、非洲等的陆路的,天然门户与重要交通枢纽。可用于向世界展示古中华文化,成为“一带一路”的“始发站”、“终点站”与中华文化文明的“批发部”和“集散地”。
它北有渭河、南依秦岭,为中国十三朝古都。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创建现代丝路,“一带一路”的发明发起人,世界级伟人习近平的故乡。西安古城墙与秦兵俑马世界有名。虽然地近西北,但水资源供应目前尚好。
广义的西安市可包括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宁夏、新疆等省市,成为大中原经济带自贸区。狭义的西安市,可以陕西省南部为中心。
附:对接“一带一路”,地方做好自己(名牌)
                                    作者:杨六齐(欧亚经济论坛副秘书长)
国家“一带一路”规划已经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各地都在谋划如何对接,笔者作为一名基层官员也在思考,地方如何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西安作为欧亚大陆桥的一个中点,承东启西,2015年西安市推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一批60个重点项目,作为其中的重点建设区域,西安浐灞生态区以欧亚经济综合园区、西安领事馆区、西安金融商务区三大版块为核心抓手,努力演好“一带一路”规划的地方角色。
打造欧亚经济综合园区,是浐灞生态区结合自身优势打出的一张“王牌”,过去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完全覆盖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通过欧亚经济综合园区建设,可以进一步推动欧亚各国,特别是上合组织国家积极开展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建立清洁、经济、安全可靠的欧亚能源合作体系,提升西安的可持续竞争力。
西安领事馆区建设将成为与丝路沿线国家交往的重要平台。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实质推进,国内沿线各省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集”将会剧增,而领事馆涉外服务的功能,则会大大助力丝路经济的互助交流。目前,浐灞正在策划启动丝路文化交流中心和外事服务中心建设。领事馆区建成后,将依托欧亚经济论坛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国家在西安优先设立代表处或办事机构。
贯穿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各种商贸、文化和产业交融,最终都需要通过货币来完成交易,西安作为欧亚大陆桥的一个中点,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可以利用欧亚大陆桥打造一个比较强势的金融平台,助推陕西经济加速发展。未来的金融商务区将作为西安的金融核心区,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进而成为西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增长极、国际性金融机构区域总部的首选地,为中外各国提供先进、完备、高效的金融服务。
为将西安在丝路经济带中的重要角色“叫响做实”,可充分利用欧亚经济论坛的平台优势,对上述三大版块进行“深耕细作”。在本届欧亚经济论坛上,联合国人居署浐灞项目办公室正式签约落户浐灞生态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也与浐灞生态区签约,这些项目签约都标志着浐灞生态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特色的重要一步”。
第五节“迁都”事件(名望)
以下节选自网上《百度》2015.11.18.p.m.5.00
一 “迁都”事件——南阳盆地
南阳盆地,位于秦岭、大巴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西,其北是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地,其南是大巴山脉的东端。周边的山脉恰好把这块地方给围了起来,从而形成了盆地。总面积46291平方公里,人口1658.82万人,人口密度358.3人/平方公里。盆地中部为海拔80-120米的冲积平原。常形成“走岗不见岗,走凹不见凹”。盆地内有汉江、唐河、白河、丹江等主要河流纵贯中部,南入汉水。南阳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之北而得名。
(一)南阳盆地简介
在中国版图上,南阳盆地具有南北居中、东西居中的特殊地位,地处河南湖北之间,为中国的核心腹地。气候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属典型的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冷热适宜,年降雨量800-1000毫米,降水适中,光照充足,无霜期长,自然灾害相对较少。水资源总量70.35亿立方米,淡水充足且水质良好。南阳中心城区现有人口130万,建成区面积150平方公里。
市内河流众多,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水系,长度在百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0条。全市主要河流有丹江、唐河、白河、淮河、湍河、刁河、灌河等,水资源总量70.35亿立方米,水储量、亩均水量及人均水量均居全省第一位。全市林地面积14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4.3%,拥有植物资源1500多种,森林野生动物50多种。
(二)南阳盆地自然资源
秦岭山脉是华北板块的南缘,大巴山脉是华南板块的北缘。秦岭大巴山脉到南阳盆地处,几乎突然消失,成为盆地,但继续向东又以桐柏山、大别山的方式出现了。也就是说,南阳盆地其实是位于中央造山带上,不但如此,而且南阳盆地还是中央造山带的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中心。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总结一下南阳盆地作为首都的主要几点优势:
1  位置南北、东西居中。位于中国的核心腹地,交通方便,北上黄河可通陇海,南下长江可通江海。气候也具有代表性。
2  距离沿海地区有一定距离,安全上有保证。其西绵延的秦岭、大巴山为重要的战略隐蔽地区,可以保护首都和重要的国家机构、资料,在大山中挖深洞甚至可以阻挡核弹。
3  淡水充足且水质良好,降水也适中,适合大规模的人类居住和发展。
4  处于高原山地与平原交接处。进入平原可入世,退入大山可出世。
5  从地理上、心理上有利于中国的内聚力和统一。
6  自然灾害相对较少,无沙尘暴、洪涝、台风、酷热、严寒、缺水等威胁。
7  风水上,这里北有秦岭伏牛山,南有汉水,西靠秦岭大巴,东望大海朝阳,风水极佳。
8  地质上,这里位于中国“中央造山带”的南北中央与东西中央。
9  山清水秀,环境良好,附近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三)“迁都”事件与“一带一路”的“首都”与“首府”
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一个观点,南阳襄阳盆地可建都城。
1  “迁都事件
李崴从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迁都的必要性,并认为用30年左右的时间迁都到中部南阳襄阳盆地最为合适,能够建设一个几近完美的首都。
李崴认为,首都的设立首先应考虑环境是否适合人类生存,环境要素在于气候、空气、水、食物和住宿。“迁都的呼声由来已久,我比较赞成迁都南阳襄阳盆地的方案。”李崴介绍,该方案是在南阳襄阳盆地及汉水流域建立“汉京(城)”都市圈。此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全国东西南北的中点。
此前,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网上发出酝酿已久的迁都建议书:“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 并上书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
2  “一带一路”的“首都”与“首府”
“一带一路”的“首都”与“首府”,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世界中心”。因此只能建立在中华大地的“中枢地带”上。它是个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秀丽、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充满活力的地方。还要依中国国情前拥太平洋与“四海”(南海、台海、东海与黄海),背靠欧亚大陆,地形“进可攻退可守”,可容纳数千万到近亿的、来自世界各国与祖国各地的丝路各国名流与精英。他们虽然肤色不同,但都文明睿智,尊贵大度,象“众星捧月”一样,充分享受着民主自由与这里的和平幸福生活,其“人间胜境”与盛况,真成为丝路各国人民心中向往的“理想天堂”与“神仙”居住的地方。
3  中国“一带一路”的中枢——“中原”三大平原
“一带一路”祖国中心的“三大平原”为:一、西安一带的“关中平原”;二、河南南阳盆地的“汉中平原”;三、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西安一带水资源利用,已接近“饱和”,但自古就是中国当之无慨的文化中心与“西北门户”;南阳盆地山雄、地大、物博、地灵、人杰、交通方便、水资源充足,可攻可守,可以作为“一带一路”的“政治中心”;成都平原是“中原”的战略总后方,作为“三大平原”的“经济中心”,肯定不错。
二  “雄安新区”新地标(名实)
                  ——“三新文化宫”(新宫)
首都雄安新区已在2017年4月1日,由新华社授权发布,是千年大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谋求区域发展,打造经济与社会发展新增长点的重大战略决策。
雄安新区将成为“标杆之城”,以高标准、高起点为起步,成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和创新发展的新驱动力。
5月雄安新区迎来满月,河北省在一个月内举行多次会议,至少有9个国家发声支持。诸多科研单位、央企、产业巨头、8省市政府、企业闻风而动,纷纷主动对接。新一轮改革开放转型发展的大门已经打开。
“三新文化”,由“一带一路”新丝路;中医中药新国(汉)医;中华文化新国(汉)学组成。它为中国带来正能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新境界与新活力,因此值得正面树立与大力宣扬。
“三新文化宫”与故宫相对,又可称“新宫”,它用“三新”思想指导(新丝路、新国医、新国学),“三新”文化构建成类似人民大会堂、故宫、历史博物馆等大型建筑。使雄安新区有一个“镇区”、“镇地”的大型地标。从而产生新基础、新影响、新气象,万象更新,产生新气概、新看点与新凝聚力。
宣扬“三新”思想,让“三新”文化得到发扬光大。“三新文化宫”占地面积至少应在一平方公里以上,并拥有“三新”思想、“三新”文化的新“三新”看点!成为首都圈“新世界中心”(新“中南海”?)。
注: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作者:山下小林子                           
                                       2017.5.1  于北京
第二单元  中国崛起力量篇(名实)
军事、人民币与人民,让中国“和平崛起”充满力量。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两大关键(名实)
选自《参考消息》2016年5月25日  作者:石田护,系日本伊藤忠商事理事、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不仅要看中国的政策努力,还需要国际货币环境的完善。这两大关键缺一不可。
一  以跨境贸易结算为起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汇市场剧烈波动。中国面临两个巨大的风险。即以美元计价的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及外汇储备的价值缩水风险。此后, 中国以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为起点,迈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内含着系统性风险,即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受到美国金融政策的过度影响。他主张应灵活使用具备超主权货币特质和潜力的特别提款权(SDR),以及SDR应由主要经济体货币来构成,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也应作为权重纳入考虑。这实际上是表明了人民币入篮SDR的意图。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董事会决定自2016年10月1目起将人民币纳入SDR构成货币。SDR构成货币的入篮条件是货币发行国的出口规模和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对于中国而言,出口规模不成问题。虽然人民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但IMF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努力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广泛使用的事实。IMF总裁拉加德表示,“董事会的决定是将中国经济纳入到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期待中国政府继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
从目前来看,为了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使用,中国政府在政策努力和完善国际货币环境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努力是指金融市场改革和资本交易自由化。问题在于,如果资本交易自由化导致资本流动扩大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则会威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此,周小川在2015年4月18目的IMF会议上表示,中国将采用“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取消长期资本流动管制,以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同时继续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实行管制。
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过去为了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篮子货币中的美元权重较高。为了让人民币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更加接近,中国方面变更了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使其更准确地反应中国的贸易结构。2015年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了新的一篮子货币构成,其中美元权重为26.4%、欧元权重为21.4%、日元权重为14.7%。周小川表示,虽然人民币汇率将会提高一篮子货币的参考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是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而是旨在稳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实际上,中国政府是基于“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模式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参考新的一篮子货币来稳定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种政策努力是很自然的做法。
二  大国需要金融政策协调
但是,在目前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仅仅依靠中国的政策努力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显然是困难的。除此以外,有必要改善当前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2008年11月,受到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影响,美联储开启了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2012年12月,目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赞成日本通过量化宽松来纠正日元高估,以应对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欧洲央行则在2014年6月5日决定实施负利率政策,2015年1月22日宣布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欧元快速贬值。美欧日央行供给的大量资金跨境流动,扩大了外汇汇率波动幅度,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去稳定。为了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有必要协调主要国家的金融政策,抑制过度的资本流动和外汇汇率波动。
此事看似痴人说梦,但绝非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一些支持金融政策协调的舆论。2016年2月25日至26日,在上海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上,G20成员的财长及央行行长就“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达成了一致。同时,IMP对所有国家的政策当局(包括那些催生出巨额资金流动的几个国家)提出要求,斟酌自身政策对世界经济与全球金融的稳定所产生的影响。美联储之所以放缓加息步伐,其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考虑到自身政策对新兴国家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在上海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之前就曾表示:“经济全球化以后,金融政策的影响正在跨境溢出,在G20会议上有必要讨论关于金融政策协调的问题。”从美日欧经济来看,因其经济周期并非一致,因此金融政策上必然会存在某种偏差,但如果美日欧政策当局同意控制其追加量化宽松规模,防止市场认为美日欧当局试图引导汇率,那么资本流动规模和外汇汇率波动幅度自然也会下降。
但是,上海G20公报还包括了一些不利于金融政策协调的内容,如“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从发达国家来看,其中央银行的责任是实现2%的通胀率。美日欧央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才是导致大量资本流动和汇率过度波动的根本原因。而上海G20公报的上述表态貌似乎没有足够重视这一问题。
三  中国声音将会更具分量
如果G20成员之间就“仅靠量化宽松并不能实现预期的价格上涨和经济复苏”、“量化宽松政策供给的资本移动使国际货币局势陷入不稳定”等问题达成共识,那么为了稳定国际货币局势,发达国家也会同意金融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不过,考虑到即使在上海G20会议以后发达国家依然毫不犹豫地扩大量化宽松,表明发达国家并不会主动率先提出有关金融政策协调的提议。
    因此,被动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中国应该登上舞台。实际上,之所以在“雷曼冲击”后的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办第一届G20峰会,就是因为发达国家认识到,在没有中国(当时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参加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讨论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是毫无意义的。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出的声音将更具分量。中国可与G20中其他新兴工业国、尤其是紧随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亚洲大国印度携手合作。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表示:“非常规金融政策将使本国货币贬值,同时对任何国家都没好处的竞争性贬值风险日益增大。我们需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确保各国都恪守国际责任。”
今年9月4目至5日,中国将在杭州举办G20峰会,这对中印两国来说是提出本国主张的宝贵机会。其中,讨论和协商具体问题的应该是筹备G20峰会的工作组会议。如果以杭州G20峰会为契机,国际货币局势逐步恢复稳定,那么将会给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有利条件。中国亦可向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迈进,而这是实现人民币可自由使用和兑换的前提条件。
第二节  瑞典正逐步取消钞票(名改)
选自《每周文摘》2016年11月8日
    近年来,瑞典的现钞流通率不断下降。没有现金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在瑞典可以找到这个问题最好答案。
    2009年9月23日,一架被盗的直升机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市郊一家现金仓库的屋顶上,三名蒙面男子敲碎一扇天窗钻进室内。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发薪日,仓库里装满了钞票。手持AK-47冲锋枪的匪徒将员工看押起来,他们的同犯则在外面放置路钉,阻止警车靠近这栋建筑。为了拖延空中追击,匪徒们还在警用直升机上放置了假炸弹。匪徒们从容不迫地将一袋又一袋钞票搬进他们的直升机,扬长而去。窃贼最终被捕获刑,但近650万美元被盗现金至今未能追回。
    大劫案后,早就开始不断下降的现金流通量呈跳楼式锐减,从1060亿瑞典克朗减少到去年的770亿。2013年瑞典取消了最大面值的钞票。到2014年,只有1/5的瑞典零售交易使用现金。瑞典的火车和巴士公共交通工具通常只接受刷卡;越来越多咖啡馆、酒吧和餐厅都拒收现金。该国一半的银行网点不再接受现金存款和取款。“为了减少银行员工的工作风险,银行一直在有意识地用自动现金处理系统代替人工现金存取。”瑞典某银行经理皮尔·兰格斯维德说。不收现金的青年酒店HTL前任品牌总监古尔·赫伯说,“当然也有安全考量。休息室24小时开放,每天的客流量都很大。”在无现金的世界里,永远不必担心有人将手伸进收银台。
    对于已经习惯于在屏幕上预订出租车、下载付费音乐的年青一代,无需向他们推销无现金生活的优点。2014年对1000名美国成人的调查发现,即使交易金额不足5美元,超过一半不满30岁的年轻人仍然偏好刷卡交易。他们认为,如果用信用卡付款,可以获得防诈骗保护、航空里程和数字记录;如果使用现金交易则什么也得不到。当然,电子交易的唯一缺点是没有隐私。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不愿留下的记录,无迹可寻的现金提供了这种便利。
    瑞典似乎已经接近完全取消纸质货币,丹麦和挪威也紧随其后。目前,比利时93%的消费交易已经不用现金。在6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现金使用量下降1/3。在印度,每年地下经济吞掉了4600亿美元,政府正考虑限制现金交易数额和现金储有量。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只有1/3的人口拥有银行账户,至少60%的人拥有手机,移动支付开始超过现金交易。
    在现金流通率减少的社会中,究竟哪些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瑞典全国小企业联合会副总裁维戈·林德格伦说,4.3万瑞典人必须旅行18英里才能存取现金。“其中1/5的人说,如果现金被取消将是一场巨大灾难,他们将被迫关闭自己的商店,”林德格伦说,“我只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同样是很多老年人的愿望。部分老年人并不害怕无现金的生意方式。但也有很多老人不会查询电子账单,不会用智能手机,经常忘记银行卡密码。对此,瑞典副财政部长波朗德表示,“这并非是政府主导的改革,而是自下而上的趋势。我们会和私营部门进行沟通,他们有责任为公民提供支付服务。”
第三节  21世纪如何运用军事力量(名实)
以下选自2016年5月30日《环球时报》
作者: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大国和中等国家针对其安全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 积极推进新一轮军事力量建设。中国也处在国家安全战略构建和事力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设计和国防现代化既要有效应对我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安全挑战,更要准确把握军事力量在21世纪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建设找准方向。把握先机,使我们的资源投入用得其所,足见实效。
    一  21世纪军事力量运用的变与不变
    首先,军事力量的使用是一个政治决定,而影响做出这种决定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21世纪,不以武力解决国家间的分歧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规范之一,这将大大限制决策者对军事力量的选择。
    其次,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下降。这既是由于大国拥有相互摧毁能力或大规模杀伤和破坏能力,更由于大国之间正在形成较高程度的利益相互依赖格局,由理性评估的角度观之,大国间的战争越来越成为代价难以承受、收益得不偿失之举。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既不是常态,也不具有周期性。
    第三,大国与中小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大国占有军事力量优势,能够以可接受的代价击败对方。冷战结束以来的军事冲突大多发生在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等。
    第四,中小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它们不具有相互摧毁能力,战争带来的损失可以承受。
二  21世纪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作用的变化
如果大国,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基本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是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是威慑,即以具备给对方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毁灭性后果的能力,来减少或消除其他大国对自己发动军事攻击的意图。为了提高威慑的可信度,一国必须具有全面、立体的威慑能力和迅速升级军事对抗的能力。
其次是抑制,即如果对方发动军事攻击,己方能够有效压制甚至瘫痪对方的军事行动。由于军事事务的电子化,指控通情(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系统越来越依赖电子手段,通过干扰甚至瘫痪对方的指控通情系统来剥夺对方开展军事行动能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例如,美国正在发展中的对华海空一体战,就是计划在战争之初对我进行“致盲”打击,击我军事卫星,瘫痪我网络系统,使我导弹打击能力难以施展。
    第三是塑造,塑造对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塑造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塑造解决争端的手段。我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能令对手不敢轻启战端,迫使对手只能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与我的争端,就能有效吓阻他国挑战我核心和重大利益,就能使别的大国与我的互动越来越依赖外交手段,并增加我外交运筹的胜算。
三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第一,军事力量仍然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下降,以武力解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减少。一国只要拥有给对方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的能力即可,而不必追求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也就是说,大国追求的是军事能力优势,而不是军事力量优势。就威慑的效果而言,一百枚远程导弹的作用要超过一千辆坦克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军事技术的领先则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有效抑制甚至瘫痪对方的军事行动,剥夺对方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由此,大国将越来越注重发展具有快速和中枢打击能力的武器系统,军队建设走精兵强能之路。研发新概念武器,谋求非对称优势将是未来大国军事发展的制高点。
第二,随着大国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大国战争左右国际政治进程、塑造国际格局的现象在21世纪将越来越少见,影响国际政治变迁的核心要素不再是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变化,对国际机制的构建能力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塑造和主导能力。
    第三,由于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它们更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麻烦制造者。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中小国家一旦拥有核武器,不仅敢于对其他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甚至也会对大国发动军事冒险。在21世纪,中小国家越来越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第四,安全同盟作用的变化。大国过去需要同盟,一是获得力量对比的优势,二是为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获得地理上的便利,现在由于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同盟对于大国军事冲突的作用剧减。不过,由于大国之间还需要借助军事手段达到威慑、抑制和塑造的目的,同盟更多地是发挥塑造对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和于己有利的安全环境的作用。此外,由于大国与中小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大国仍然需要盟国在战时提供力量、后勤、情报等方面的支持。
第五,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但是在21世纪,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人类的安全与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安全挑战更多地是非传统形式,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网络安全等,安全威胁的行为者主要的也不是国家行为体,而是非国家行为体和非自然人行为体。随着国际政治议程的变化,需要建立新的规则,创立新的机制。谁在这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
第四节  欧洲已经不再从地缘角度打量中国(名实)
选于2016年5月17《环球时报》,作者:[英]马丁·雅克(英剑桥大学高级研究
员,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日前,英国伦敦前市长、“脱欧派”代表鲍里斯·约翰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欧盟试图建立一个超级国家,这种做法和德国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一般无二,不可能成功”。由于英国将于6月23日举行脱欧公投以决定是否留在欧盟,这个话题成为当下英国乃至欧洲最受关注的焦点。民意调查显示,“脱欧”和“留欧”阵营所获民意支持旗鼓相当。公投结果难以预料。但这个结果关系到英国未来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欧洲的走向。
一  脱欧对英国和欧盟都是伤害
离开欧洲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可能,民意正越来越背离欧盟。上一次脱欧公投是在1975年,当时的投票结果是留欧阵营获得压倒性胜利而留在了欧盟。然而现在“去”和“留”的阵营势均力敌。为什么?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后欧洲面临很多问题,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移民是脱欧公投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欧洲被视为移民问题的根源所在。许多英国人认为移民人数太多,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挤占了学校和住房资源等等。
  此外,英国对欧盟的热情一直并不怎么高,和法国德国这些大陆国家不同.英国一直受岛国思维模式影响,而且保守党内部在欧洲问题上一直有严重分歧,现在多数保守党的态度是反对留在欧盟,此外选民中年纪大一些的人更加厌恶欧盟。18—30岁的年轻人更亲近欧盟,50岁以上的人更怀旧更反对欧盟。
    我个人认为英国会留在欧盟,因为离开欧盟将是一个很极端的决定。人们在投票的时候会再三思索离开的后果。这次公投可以说更像苏格兰公投。我并不认为苏格兰会离开英国,可是他们差一点就选择了离开。
    如果令人不愿看到的局面真的发生,英国公投最终选择离开欧盟,英国和欧盟的全球影响力无疑都会受到影响。失去英国这个欧盟最重要的三名成员之一,欧盟的全球影响力必然将会下降,与此同时对于英国,支持脱欧的人会说,我们可以自己来贸易和交易,不用非得加入欧盟。可以说这部分英国人的态度是非常怀旧的,他们怀念过去的辉煌。
    但是如果英国真的选择脱欧,这将导致英国整体世界观的落后。卡梅伦和奥斯本将不得不下台。鲍里斯·约翰逊有可能会成为首相,但后者有点过于机会主义,他呼吁脱欧只是为了提高自己做首相的可能。
    二  欧洲觉得中国确实不是威胁
    脱欧公投的结果会从多大程度影响中英关系?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说实话,卡梅伦首相和奥斯本财相对中国的态度在英国并不具有普遍性。他们的政策领先于舆论。去年在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期间,英国政府的态度非常积极,但是媒体的态度却很糟糕,可以说媒体的观念是非常孤立的。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舆论正在变化。当我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2009年发表时,曾在英国和全世界引起很大争议,可说距离当时西方主流思潮非常远。然而如今看来,书中的观念距离主流思潮越来越近。因此,舆论正在发生改变。
    从欧洲国家对华关系来看,英国更亲近中国,这种转变是巨大的。当保守党政府上台时,相较以前的工党政府,他们起初的态度并不很友好。因此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转变?这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前他们秉持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美国才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他们不允许英美之间有任何嫌隙。
    这种转变也是对中国崛起和世界变化的一种认可,中国将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国家,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这是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可以说即便只是考虑加入亚投行,都是非同寻常的。当然,加入的第二个原因与利益相关,英国考虑也许能在核工业、高铁等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当然这里还有伦敦金融城和人民币的问题。人民币终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之一,而伦敦金融城可以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枢纽之一。
  事实上,在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英国相较德、法都要落后。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和中国走近,法国也领先于英国。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里,欧洲国家都与中国更亲密了,一方面中国确实给予他们巨大机遇,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中国确实不是威胁,因为欧洲这些国家并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地缘政治野心,他们并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打量中国。
三  西化不再是主导趋势,中国化才刚刚开始
  2009年我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说:“中国将在几十年内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大国。中国不会变得更西化,而是让世界变得更中国化。”时隔7年,我的结论仍是这样。当然,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也正受到其他国家和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的影响。但很明显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在贸易(它是全球12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投资、货币、全球治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国家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有些发达国家也受到影响)、教育(PISA测试结果。致使西方以及全世界都对中国的教育感兴趣)、中文、互联网等多方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世界各国正在注视中国、接近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将越来越和自己的未来相关,这在东亚已经非常明显,欧洲也是如此。如果西化是过去两个多世纪的主导趋势,那么中国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这并不是说西化已经不再重要,但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压倒性影响力。
    当然,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模式转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并不容易,因为涉及到各种新挑战和政策手段,而这些是中国政府以前不太熟悉的。他们犯了一些失误比如证券交易上,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不可避免。我相信中国的经济模式能成功转型,但还需要时间(结构性转变将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不少失误和糟糕的时刻。
第五节  21世纪,建设一个非战的(和平)世界(名实)
以下选自《环球时报》2016.5.6  作者: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数以百万计的人总为这样的问题而发愁:世界形势将走向何方?大国间的冲突会不会发展为新的长期对抗?哪个国家会成为下次全球性和地区性大国“代理战争”的牺牲者?哪个国家的土地上留有坦克履带痕和炸弹爆炸声?哪个国家的孩子将死于发射的导弹?难民潮将在哪里涌现?
    60多年前,知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哲学家罗素发表宣言说:“战争是恶劣、可怕和不可避免的!”科学家们发问:难道我们要等到人类被消灭才放弃战争吗? 20世纪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们曾告诫道:将来的世界战争会用核武器消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他们曾预言,国际冲突不应通过战争来解决,消除战争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世界各国领导人应将它提上日程。
    一  全球战争危险仍然存在
20世纪上半叶,核安全条约的成功谈判大大减少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地球遭到核武器毁灭的威胁因此大大降低。五个核大国此后宣布暂停核武器实验,并遵守了承诺。
    在互信基础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得以建立,横跨欧亚大陆和大西洋。各大国的相互配合及联合国的多边维和行动,使许多国际冲突和战争得以解决。
    尽管21世纪寄托着全球人类的希望,但世界还处于全球战争的威胁之下。根据学者测算,人类文明共经历超过1.5万次战争,也就是每年发生3次战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战争,许多国家、城市被摧毁,许多文明遭到毁灭。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科学有了惊人发现,创造出新一代技术,人类发展渐入佳境,世界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许多疾病能够被治愈。然而,战争的流毒继续威胁着人类。军工业还在成倍增长,是许多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战争也是导致许多国家公民死亡的重要原因。
    战争的流毒更伸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军国主义思想悄然进入人类意识。目前,已有超过十亿件小型武器掌握在平民手中,每天数以千计的平民因此死亡。国家间冲突风险加剧,武装冲突影响范围遍及前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区域:东欧、北非和中东地区。
    核不扩散条约的使命并没有被忠实履行。致命武器及其制造技术因一些大国的双重标准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致命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只是时间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凶险异常,由个别国家的个别行为开始发展到对亚洲、欧洲和非洲大规模的恐怖攻击。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外逃,城市被破坏,最有价值的历史古迹被毁灭成为日常现实。
二  建设非战世界别无选择
   我们的地球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在21世纪,人类若不大胆走向非军事化,就不会有别的希望。地球将会变成无人居住的堆放放射性废物的垃圾场。为建设非战世界,人类需要一个纲领性方案。
  《21世纪:非战世界》是指导消除战争流毒的全球行动的纲领性战略。它有几大基本原则:任何现代战争不会也不可能会有胜利者;新的战争无法避免使用基于核、化学、生物等科学的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平与安全、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解决国家间争议、进行和平对话和建设性谈判的基础;对和平作出合乎逻辑的动作,完全禁止发展和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这些基本原则应成为全世界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基础。
    三  销毁致命武器至关重要
    非战世界,首先要在国际金融、贸易、发展领域保证全球公平。在联合国大会第70届会议上,哈萨克斯坦倡导制定全球战略倡议—2045计划。该计划旨在消除引发战争和冲突的根本因素。实现它的最好方式就是保证所有国家都能平等、公平地获得基础设施、资源和市场。
    完全禁止发展和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是迈向和平的切实动作。25年前,年轻的哈萨克斯坦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永久封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随后自愿放弃前苏联的危险遗产——排名世界第四的核武器潜力及核武器载具。这个决定鼓励领先核大国暂停核试验。哈萨克斯坦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下,建立以发展核能为目的的浓缩铀银行。    .
现在必须采取全球性措施,禁止将致命武器放置到宇宙空间、海洋海底及中间水域、北极地带。国际社会还应制定并执行强制性国际文件,以禁止使用科学研究手段制造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联合国建立可能被用来制造和完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发明清单。
四  维护和平须建立全球联盟
    在2l世纪,创造稳定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循序渐进消灭战争,应是一项重大工作使命。为此,哈萨克斯坦于1992年发起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27个国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已参加,该大会成功实现制度化。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间的多领域合作取得良好效果。世界范围内,建立南美、南大西洋、印度洋和平区也有很大潜力。
在21世纪,人类还要扫除军国主义残余,消除威胁全球安全及阻碍广泛国际合作的军事集团。有作用力必然有反作用力,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看地缘政治,就不免产生对立。一些国家应当清楚其对世界安全所负的责任,不能为得到第三国支持,而利用近邻优势,施以军事管辖。
国际社会应建立联合国保护下的和平、稳定、信任、安全全球联盟。这一联盟近十年的主要任务是消除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战争与冲突,解决巴以冲突。需要指出的是,各国应适应并遵守新的国际裁军条件。取消反导系统和常规武器合同限制的做法将加剧欧亚大陆的政治空间军事化,缺乏远见。
21世纪世界需要和平!保卫21世纪的和平需要人们像上世纪一样不屈不挠地战斗。各国领导人对人类未来负有重大责任。应当为子孙后代的前途着想。保护和平,避免战争,需要包括政府、科学界、商业界、艺术界等在内的社会各界,乃至全世界所有人共同努力,这样上个世纪的错误才不会重演。无所作为或门面功夫只会带来全球性的灾难。
第三单元  中美分享超级大国?(名国)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际关系,“一带一路”中美带来极大机遇。
第一节  美能与中国分享超级大国地位?(名享)
选自《参考消息》2016年8月29日 责编:张伊宇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8月21日文章】题:美国能分享其超级大国地位吗?(作者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迈克尔·林德)
    美国正处于漫长的相对衰落过程中。从绝对意义上讲,未来的美国将更加富裕。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和其他地区(如非洲)的增长更加迅速。所以美国在全球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减小。美国在全球军事实力中所占的份额也会减小,而在工业化时代,这种实力与相对经济实力只有松散而非紧密的联系。
一  美国全球首要地位走向终结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概念,首要地位可以指极化(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军事资源当中所占的份额),也可以指霸权(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里的专门化功能)。无论界定为极化还是霸权,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都正在走向终结。
智库、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对2050年各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的预测往往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世界将有3个经济极或者经济核心,那就是中国、美国和欧洲,如果印度能实现快速和可持续的增长,那么印度可能是第四个。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2050年的世界》认为,至2050年,中国将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0%,美国和印度将占到14%,欧洲则仅占12%。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加上欧洲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给打造一个能在世界政坛作为一股超级势力行事的欧洲联邦的精英工程蒙上了阴影。欧洲将是一个富裕但四分五裂的贸易集团。
    明天的世界将是多极而不是两极或三极世界。中国和印度提升至伟大强国的地位,将促使土耳其、越南和巴西等地区大国挑动这些大陆国家相互争斗,从而谋求自身的独立利益。
    1914年到2014年的这个时期可以准确地称为“美国世纪”。在100年的时间里,美国在财富和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了尾随其后的几个竞争对手,而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可能终于成为美国真正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远低于美国,但中国不仅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首位。财富的增长带动了影响力的增长。
    自从超过大英帝国以来,美国首次面临这样一个对手:从人均角度看,该国不如美国富裕,从诸多方面衡量,该国仍然居于下风,但其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当。这是一种新事态。作为美国早先的挑战者,德国和苏联在规模和资源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其他国家(如日本)更难以挑战美国的经济和潜在军事首要地位(开始于一战)或者美国的国际机构霸权。    .
二  中国崛起间接导致美国挫折
    美国外交政策日渐失意的原因与其说是美国领导人的失败,不如说是导致美国和欧洲丧失财富和影响力的深层长期趋势。
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是美国遭遇许多挫折的间接原因或促成因素。中国的支持使俄罗斯得以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对抗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中国在东亚显示自己的实力,促使美国加强与日本等盟友的关系,同时提出签署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这很像是一项狂乱的反华遏制政策。令华盛顿决策者苦恼的是,巴西、印度、南非和其他国家与中国一道致力于建立美国无法支配的新国际机构。雪上加霜的是,作为美国的盟友,英国、德国和法国对华盛顿的请求充耳不闻,加入了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美国的生活水平可能仍将高于中国和印度。但是,这种安慰无济于事。即便中国或印度只有一部分人口能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这少部分精英的数量也可能达到数亿人。有人说,美国绝无仅有的创新文化能确保持久的技术领先优势,但硅谷坚称,如果没有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完成基础教育的学生和技术工人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美国就无法保持创新势头。无论如何,创新作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要素之一被高估了。
作为霸权的首要地位如何?冷战期间,美国是“自由世界”同盟的霸主。对盟友和附庸国来说,它是军事保护者,是出口商品市场,把美元作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冷战后,乐观的两党决策者希望美国的同盟霸权能够转化为持久的美国全球霸权。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等大陆国家以及许多中等规模大国支配的新兴多极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能扮演军事、金融或商务霸主的角色。
新体系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美国的其他两个霸权功能已经背负了沉重压力。
    昔日的美国能助力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发展,今天的美国却根本无法再充当出口导向型国家的首选市场。全球中产阶级未来的大部分增长将出现在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
眼下,美国决意要保住在4个地区的军事霸权:东亚、欧洲、中东和北美。但是。随着中国的财富和影响力增加,美国在东亚阻止其成为地区霸权的企图可能就像英国1900年之后在北美遏制美国一样徒劳。如果中国和印度能遵循美国门罗主义的模式,成功地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美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全球主义。
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通过维护跨大西洋同盟来增强自己的实力。欧洲人可能会欢迎美国帮忙保护他们免遭来自中东和北非的危险。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在中美冷战中成为美国的盟友。极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个防卫性的中立的欧洲。
三  超级大国不能退休但可分享
面对全球影响力调整的预测,美国必胜主义者往往寄希望于中国止步不前或者崩溃,或者美国神奇地恢复财富和影响力。但是,我援引的预测都已考虑到了中国增速放缓的因素。
美国也很难采取多少手段来增加在全球GDP当中的份额。美国的生育率低于替换率,考虑到公众对大规模移民的反对态度,就连引入足够多的移民以保持人口稳定可能都很难。由于劳动力增长率低,美国的GDP增长也将比以往缓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美国鹰派建议削减老年人的福利以增加国防开支,但他们是生活在幻想世界里。在美国退休人员与五角大楼的预算对决中,五角大楼将会落败。
    总体形势很清楚,时至本世纪中期,全世界的大部分工业和军事潜力很可能会集中在4个地方:中国、印度、欧洲和美国。在新兴的多极世界里,不会有一个像20世纪末的美国那样的唯一超级大国保障全球安全并倡导单一经济规则。多极世界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四分五裂的世界,而构成这个世界的是由战略贸易和投资协议支撑的地区势力范围和不断调整的安全同盟。即便能避免新冷战,大国间的和平也很可能不是友好情谊,而是谨慎而冷淡的和平。
尽目力所及,美国仍将是经济“三大国”或者“四大国”当中的—个,也仍将是军事“两大国”或“三大国”中的一个。但是,美国必须接受自身不再是全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现实。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曾表示,超级大国是不能退休的。但是,它们可能将被迫与其他国家分享舞台。
第二节  全球增长仍是中国制造(名实)
摘自《参考消息》2016年9月2日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8月29日文章】题:全球增长——仍是中国制造(作者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前总裁、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
    一  全球GDP增长最贡献者
    尽管中国减速遭夸大并引发各种焦虑,但中国经济仍成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对于蹒跚前行的全球经济而言,这个贡献至关重要——又一次重击恐怕会让全球经济无法承受而再次陷入衰退。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6.7%—与政府目标一致,略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6.6%),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GDP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目前,国际货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增长仅为3.1%,这意味着其中中国的贡献接近39%。
    如此比重令其他主要经济体黯然失色。例如,因稳步复苏而广受赞誉的美国,其2016年的GDP增长率预计只有2.2%——只能为世界GDP增长贡献0.3个百分点,即中国贡献的四分之一。停滞的欧洲经济预计只能给全球增长贡献0.2个百分点,日本恐怕连0.1个百分点都达不到。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要比所有所谓发达经济体的贡献之和(0.8个百分点)高出50%。
    此外,没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可与中国相比。印度GDP预计今年将增长7.4%,比中国快0.8个百分点。但中国经济占世界总产出的18%(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是印度(7.6%)的两倍多。这意味着今年印度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可能只有0.6个百分点——只有中国预计贡献的一半。
在更广泛的层面看,预计中国将占所谓金砖国家总增长的73%。印度(7.4%)和南非(O.1%)的贡献将被俄罗斯(-1.2%)和巴西(-3.3%)抵消。剔除中国的话,2016年金砖国家GDP增长预计将只有3.2%。
二  世界经济前景决定因素
因此。不管你如何剖析,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当然,中国经济较1980—2011年间平均每年10%的增长已经大幅放缓。但即使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转为中国领导层所称的“新常态”后,全球经济增长仍要严重依赖中国。
长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增长动态有三个重要影响。
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全球经济在较长时期以接近3.6%的增长率增长,那么中国增长的持续减速将对疲软的全球经济产生更大影响。剔除中国的话,2016年世界GDP增长率将在1.9%左右——远低于通常触发全球衰退的阀值2.5%。
第二个影响与第一个有关,即人们广泛担心的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带来灾难性的全球影响。中国GDP增长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都将直接拉低近0.2个百分点的世界GDP增长;若包括对外贸易的溢出效应,对全球整体增长的影响将在0.3个百分点左右。
  将中国硬着陆定义为当前6.7%的增长率下降一半,则其直接和间接影响加在一起将导致全球总增长下降一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世界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又一场大衰退。
    最后(可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中国经济成功再平衡也会带来全球影响。如果中国GDP的组成要素继续从制造业拉动的出口和投资转变为服务和家庭消费,那么世界将大受裨益。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内需有可能成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推动出口型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源泉——当然前提是其他国家能自由开放地进入快速扩大的中国市场。中国成功再平衡可能从整体上提振全球需求——这对于停滞的世界经济而言是一针强心剂。
    总而言之,尽管目前所有焦点都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身上,但中国仍是当今疲软的全球经济的王牌。中国才是全球经济前景的决定性因素。
    最新月度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在2016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已经稳定在6.7%左右,但下半年仍然阻力重重,尤其是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可能进一步下滑。这可能加剧因去杠杆、外部需求持续低迷以及房地产周期由盛转衰所带来的压力。
但是,与政策空间严重受限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有宽裕的空间进行调整以支撑经济活动。中国完全有能力同时解决短期周期性压力和长期结构性改革两大挑战。
只要中国领导层能保持这一多维度政策和改革重点,疲软且依旧脆弱的全球经济就能受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
第三节  追忆对中国心怀深情的佩雷斯(名声)
选自《参考消息》2016.10.4 作者:高秋福
9月28日,以色列前总统希蒙·佩雷斯不幸病逝。消息传来,我并不感到特别惊异,因为他毕竟已年逾93岁高龄。但是,我感到既惋惜又悲恸。这是因为,在以色列的领导人中,我同他接触最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对中国一往情深。
  推动建交——“我们感谢中国人民”
    我初次得识佩雷斯是在1989年5月。那时,以色列正积极探索同中国建交问题。钱文荣和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应邀访问长期被视为不能涉足的“政治外交禁地”以色列。主要想探询这个犹太国家的领导人对发展同中国关系的考虑。以色列外交部首先安排我们采访的,是作为工党领袖和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佩雷斯。当时,我只知道佩雷斯曾在以色列的经济、情报、国防、外交等部门担任过部长和政府总理。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问题上.他是以色列政坛上著名的“鸽派人物”。
    走进他的办公室。只见他头发花白,满面笑容,脸上泛着红光。他—边同我们热情握手,一边兴奋地说,这是他第一次会见来自中国的客人。他显然知道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因此,在简短介绍以色列经济情况之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以色列对改善同中国关系的看法。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一直崇敬中国,崇敬中国革命。中国是个大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借用以色列建国之父、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话说:“我们的导师本-古里安很早就预言。中国必定有一天要在世界的东方崛起,影响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因此,人民的新中国一建立,他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就正式表示承认,并声明愿意与之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然而,他不无遗憾地说,由于种种原因,近40年过去。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他强调:“中国人有灿烂的古代文明,犹太人也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怨仇。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你们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因此,我希望通过你们把我们这种愿望转达给中国领导人。”
    佩雷斯接着回忆说,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受尽欺凌和迫害。但在中国,这种事情却从未发生过。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迫害和屠杀犹太人。数万犹太人被迫从欧洲移居中国。中国没有排斥他们,而是欢迎他们。给他们衣食、居所,给他们从事商业、教育、文化等活动的机会。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而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犹太人死于非命。讲到这里,佩雷斯用充满感情的语
调说:“我们感谢中国,感谢中国人民。我们非常希望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同美国搞了‘乒乓外交’,很成功;我们不大会打乒乓球,但很会打网球。我们可以搞一场‘网球外交’。我们可以在工业、农业、科技、旅游等各个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佩雷斯谈话如此坦诚友好,如此充满激情,如此机智幽默,令我深受感动。我确实未曾料到,在长期互不交往的国家,竟有这样对华友好的人士,而且是来自政坛最高层。
    会见结束前,我请他谈谈家庭和个人情况。他毫不避讳地说,他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都很想了解和认识中国。谈到他个人,他说:“我没有多少爱好。就是爱读书,读过许多关于中国的书,也读过孔子、孟子、孙子,读过李白,读过毛泽东。当然了,都是通过英文译本。”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如果也算爱好的话,我还有一个。那就是同你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一样。喜欢夜间读书和工作。”说到这里,他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喜爱,一下子就把主人与客人之间的感情拉近了,使我恍然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首次访华——中国“值得我们学习”
从此,我多次访问以色列,每次都拜会或采访佩雷斯,而他每次都谈中国,谈两国关系的发展。1990年12月,我在以色列议会大厦拜会佩雷斯。这时。他领导的工党已退出联合政府,会见安排在他作为议员而拥有的一间异常狭小的办公室。那里连一把多余的椅子都没有,不知秘书从哪儿找来两个小方凳,才解决了我们不得不站着谈话的尴尬。当时,中以建交问题的秘密谈判已取得较大进展,佩雷斯显然很知情。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以中两国的关系在改善。遗憾的是,改善的步子小了一点。我真希望能够早一点访问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是什么样子,印证一下我从书本上得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是否正确。”话虽不多,但他对中国的向往之情,殷殷可鉴。会见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他名字的中译文怎么写,有什么含义。于是,我将“佩雷斯”三个汉字写下来给他看,并把每个字的本意一一说给他听。他听后笑道:“我最喜欢第一个字‘佩’。我佩服中国,佩服中国人民。”这时,我们的手不由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第三次见到佩雷斯是1992年3月,还是在议会大厦那间逼仄的办公室。其时,中国同以色列刚刚建立外交关系,佩雷斯非常高兴地说:“我们两国经过40多年的磨难,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我始终认为,亚洲大陆东端的泱泱大国中国同这块大陆西端的蕞尔小国以色列,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的文明,但又是两种相互补充的文明。两国必定有一天会携起手来,为人类的现代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今天,这个愿望开始实现。”他还说:“我曾多次梦想访问中国。现在,两国建交,我看是有希望实现了。”临别前,我们相约在北京见面。
    三个月过去,以色列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联合几个左翼小党上台执政。在新的内阁中,伊扎克·拉宾担任总理,佩雷斯出任外交部长。翌年5月,佩雷斯以外交部长身份正式访华。第一次亲身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他显然很激动。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同中国知识界人士座谈时,他一再说,中国的巨大变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国发展之迅速,不到实地看一看,简直是难以想象。他还说:“中国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以色列的一位资深人士后来告诉我,佩雷斯在私下谈话中几次把这次中国之行称为“圆梦之旅”。
    我第四次见到佩雷斯是1994年1月初在他的外交部办公室。我曾在这间办公室采访过他的两位前任——摩西·阿伦斯和戴维·利维,见证了中以两国建交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这些,佩雷斯早有所知。因此,我刚一落座,他就说:“你是我们外交部的老朋友了。我今天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对我们两国建交两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感到很满意。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两国相互隔绝几十年,要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我们需要加紧干,大力加强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他认为,交流与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也是以色列对中国在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慷慨接待犹太人的一种回报。
    佩雷斯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思想深邃、笔耕不辍的著述家。1993年9月,工党政府顺应时代潮流,改变以往在中东问题上的僵硬做法,奉行灵活务实的政策,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和平协议,从而揭开了中东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新篇章。翌年,他同拉宾总理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把自己几十年为实现中东和平而奔走的经验和对中东地区未来发展的思考及时记录下来,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新中东》。新华出版社得悉后,提出将这本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这次来以色列,我受出版社之托,一是同作者明确版权问题,二是请他拨冗为著作的中文版撰写一篇序言。佩雷斯说,版权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支付稿酬,只想把书印成中文,同中国读者互动。说到这里,他又调侃道:“书印出来。至少给我两册,一册放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册放在卧室的枕头下面,以便随时翻看。”我代表出版社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答应届时一定将书送到。他则应允写篇序言,尽快寄到北京。果然,不到半个月时间,我就收到他写的序言。他在序言中说:“中国和以色列地处亚洲的两端,相隔万水干山,但我们两国人民却是彼此亲近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给世界提供了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财富。假如没有这些财富,人们将不可能描述历史的进程。”他还说:“中国已经表明它能够征服贫穷和几代人以来经受的苦难。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中东各族人民——既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阿拉伯人——在共同走向未来的道路上加以仿效的一个榜样。”
  促进合作——中国是“充满希望的”
1995年11月,拉宾总理被敌视中东和平的势力杀害。佩雷斯受命于危难,接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次年6月,工党在大选中失败,佩雷斯去职。9月,以色列对华友好人士发起组织以色列——中国关系促进会,年高德劭的佩雷斯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98年4月,他率领该会代表团访华。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时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动中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访问结束时,佩雷斯举办答谢晚宴,即兴发表讲话说:“这是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夜晚。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来访的中国,其实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广袤的大陆,一片不存在怀疑情绪的大陆。一片充满希望的大陆。”接着,他吟诵了李白的著名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说:“每当读到李白的诗,我都想起中国,向往中国。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感情。”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今天,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将成为像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我说中国是超级大国,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超级大国,而是积极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不是要主宰别人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带来和平、友谊和奉献的那种超级大国。”
    在这次宴会前后,佩雷斯两次同我交谈。他告诉我,他最近又完成一部书稿,主要内容是通过对20世纪大事的回顾.对21世纪全球形势的发展进行展望和预测。书名叫《新创世记》,希望能出中文版。回国不久,他就将著作的法文摘要稿寄给我,后又将英文全本打字稿寄来,授权我组织翻译出版。译毕,我写信征询他的意见,能否像《新中东》那样也写一篇中文版序言。他身居高位,异常繁忙,但仍慨然应允,并在很短时间内就写好寄来。
2002年3月,佩雷斯以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再次访华,并出席《新创世记》中文版的首发式。他在首发式上发表讲话。称赞中国近年“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发展”,坚信以中两国之间的交流随之也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2007年7月,佩雷斯就任以色列第九任总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中以两国关系的发展。2008年8月,他已85岁高龄,不顾家人和友人的劝阻。坚持前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启程前,他赋诗一首,赞扬北京奥运会是光荣、和谐、和平之梦的象征。参加开幕式后,他兴奋地说,这场盛大而隆重的仪式,表明中国踏进现代世界的大门。中国变得更强大,世界将会更安宁。
2014年7月,佩雷斯卸任国家元首职务,但仍兼任以色列一中国关系促进会名誉会长,坚持参加各种以中友好活动,关注两国关系的发展。谈及他的这种“中国情结”。以色列首任驻华大使苏赋特认为,这是由于他对犹太与中华两大文明有深刻的理解。他对中国人在危难时刻向犹太人伸出手永怀感恩之情;还由于他从小就受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关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更重要的是,他像其导师本-古里安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坚信中国必将重新崛起,在整个人类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很遗憾,我没能就此当面向佩雷斯请教。但我亲眼看到,他对中国确实是一往情深。(作者系新华社原副社长)
第四节“民心”是什么?(名声)
选自《读者》文: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作者:杨念群
一直有一个说法,日本人“二战”后打死都不承认对邻国进行了殖民侵略,还觍着脸说自己是拯救东亚的英雄,否则东亚诸国早就变成西方魔爪下的冤死鬼,所以阁僚们故意年年到靖国神社拜鬼作秀,刺激得中国和韩国两国外交部每年都得出来谴责一番,非得出口恶气才算罢休。
    缘何如此?原来都是当年美国人给惯出来的,老美因为执意不给天皇定罪,放虎归山,没有天皇这样的总后台认罪,这才惹得日本政府高层肆无忌惮地如此胡闹下去,毫无悔改之心。
前几天看了一部美国拍摄的新片《天皇》,讲的正好是在东京审判前如何给天皇定罪的故事。片子声称据史实改编,主角拉斐斯将军和麦克·阿瑟上将用的都是真名实姓,这自然会吸引观者的好奇,大家都想看看美国人到底怎样解读这段世人皆知的历史。
    拉斐斯将军被派下的任务看似简单,就是搜寻天皇发动战争的罪证。他开始自信满满,办公室里贴满了与天皇联系密切的臣子照片,宛若一张蛛网,然后按图索骥,一一寻访,结果却令人失望,一次次铩羽而归。最后逼得他独闯战后仍被视为禁区的皇宫,与首相当面对质,想方设法挖出天皇发动战争的证言,结果仍是徒劳无功。这让他感到困惑、焦虑,审判的时间一天天临近,在毫无定罪线索的情况下,拉斐斯将军却意外找到了可以赦免天皇战争罪责的证据,那就是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天皇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发布投降诏书,提前结束了战争,甚至为此付出了皇宫被激进士兵冲击洗劫,他本人险遭不测的代价。
    当时,宣布投降的录音已经录制,被藏于宫中,激进士兵为阻止录音播出,拼死突袭,杀进了宫内,天皇躲进地下室才幸免于难。当然,仅据此作为赦免天皇战争罪责的理由显然还不充分,拉斐斯在走访过程中才真正了解到,“天皇”绝对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位子,而是凝聚日本文化的精神象征,与日本上千年历史的演变密不可分。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几近疯狂,如果给天皇定罪,捣毁神庙,就如杀父弑母,虽然表面只是摧毁了祭拜的偶像,但必然引起民心大乱,甚至会遭到全国性的抵抗。如此下去,日本不但不会杜绝战争,相反会重新陷入灾难,满目疮痍的日本要想重建将无可能。这种基于文化而不是单纯政治的考量最终说服了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天皇因此得以在东京审判中受到免责的待遇。
   天皇被赦到底对日本战后重建作用几何?是否应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复活埋单顶罪?这些问题肯定见仁见智,很难辨别清楚。东亚国家政体变革,皇帝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到底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道难解的怪题。中国当年搞“新政”,革命党和立宪党吵得没完没了,重点也聚焦在皇帝的去留问题上。其实在晚清,这个问题是被开放讨论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立宪党人如梁启超和杨度,想法和拉斐斯将军有点相似,他们都认为,皇帝的位子可以虚置,甚至皇帝的肉身是谁也无关紧要,皇帝只是个符号而已,但这个符号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个符号,大清就会分崩离析。这话不幸被言中,辛亥革命后的多年战乱实际上就与中国缺乏一个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核心有关。
    按立宪党的设计,、准皇帝这顶大帽子底下正好可以开开小差,拿皇帝当幌子无论干出多么出乎意料的勾当都名正言顺,既可以玩民主,也可以搞立宪,最后把皇帝架空就是了。这个“君主立宪”的设计现在看来并非没有道理,说明立宪派比革命党对大清历史更了解。大清立国,满洲皇帝不是如以往那样只是汉人的主子,大清的特色是以异族身份总揽寰宇,疆域一统,包打天下,皇位起的是多民族黏合剂的作用,这与仅由汉人当皇帝的王朝显然不同。大明的疆域窄得可怜,且军力孱弱,所以大明立国总是强调汉人文化的特性,警告汉人必须和“野蛮人”保持距离,这完全是出于自尊心的考虑。
    与明朝皇帝正相反,大清皇帝如乾隆爷却是满脑袋的头衔挂不过来:他既是满人的主子,也是汉人的君主,还戴着名誉蒙古大汗和藏地大喇嘛的帽子,有点像如今流行的“名誉主席”之类的称号。这些可不光是供自己显摆的虚衔,它是一种凝聚不同民族的向心符号,有吸引各族归附的魔力。所以,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几任皇帝都比汉人皇帝劳累,他们要不断迁徙办公地点,除了在紫禁城听政外,每年夏天要搬到夏宫避暑山庄,一路还行围打猎,浩浩荡荡走上几周,到了避暑山庄后还要大摆筵席,宴饮不断,招待各部前来朝贡的藩王统领。夏宫地点故意选在靠近北方的地区,目的就是显示自己与蒙古等藩部的亲近之意,消除的就是“汉人”与“蛮人”的对立。
    晚清变革,立宪与革命两党互不相让,立宪党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坚持走君主立宪之路。革命党则相反,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旧旗号,正是当年流窜江南的叛逆会党玩剩下的东西。特别是在未来民国应该统治多大地盘上,革命党人更是捉襟见肘,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比如革命党元老章太炎就说,打倒大清皇帝后中国的疆域面积就是明代的疆域范围,这就意味着许多地方似乎都该被隔离孤立出去,自生自灭,在那里生活的人也不属于中国人民。这说法竟荒诞到,划定民国疆域时要退缩到明代狭小的范围内,要是拿到现在,这纯属“汉奸”言论。所以革命党和立宪党吵起架来自然腰板不硬,处处理亏,绝不像后来史书上渲染的那般义正词严,信心百倍。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成功其实和革命党的“革命”论述到底是否合理没有太多关系,反而是其中那些过度情绪化的煽动反满言论,起着唤醒暴力神经的作用。
后来孙中山也感觉到了必须给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别是一触及疆域整合这类敏感话题,就特别需要兼容立宪派的说法,否则革命党会被彻底孤立,甚至成为历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共和”,晚年还受美国流行的“民族自觉”思潮的影响,后来又觉不妥,于是改口,就这样摇来摆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确立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清朝,皇帝不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还是维系道德教化的枢纽。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也无教会与皇家争权夺利的纷争嚣嚷。中国的“教”并非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滋润养育,中国的“政教关系”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运行。这点与西方教权老是和皇权较劲打架、互争地盘非常不同。教化工作人员主要靠科举制度的选拔,管理人才被一层层相对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点。所以考试只是科举的一个形式,研习八股文是个手段,不是科举制的核心内涵,科举制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照顾到各地区的名额均衡,有那么点代议制的味道,相对做到了地区公平,所以以往很多批判科举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人的智力上,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点子上。清朝皇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关键就是能通过科举制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层依赖宗族士绅播导教化。“皇位”就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
    晚清“新政”时,舆论界一片骂倒科举制的呼声,好像无论立宪还是革命,科举都是个必须清除的障碍。结果,科举制一废,皇权的合法性也就存疑,以后诸事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一发不可收拾,皇帝要想赖在位子上己不可能。本文不是为皇权辩护,而是想反思它作为维系政教关系的符号作用到底有多大。换个角度说,晚清改革就如下棋,皇帝急着在形式上废除科举是最大的败着。科举既废,教化人才的配置系统随之崩解,学堂只训练技术人才,不训练教化人才。宗族教育本与科举相连,科举原有培养基层士绅之功,不参加科考,士绅制度自然瓦解,这使得“政治”缺少“教化”的扶助,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满脑子争权夺利的念头,晚清的管理系统就像缺胳膊少腿的伤鸟,再也无力腾飞。立宪人才的训练同样缺乏总体构思,全靠临时拼凑。科举进阶是有道德考量在里面的,一旦废除,立宪运动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全凭关系门路,各显其能,于是贿选横行,政坛一片狼藉。怪不得有人大骂民国初年政坛龌龊之事横行,比晚清还不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皇权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体制正统性崩毁,如一串玉珠滚散一地,无法收拾。一切试图恢复帝制的尝试自然是逆潮流而动,不得善终。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扬扬自得,自以为最有承继清朝大统的资格,其实他的汉人身份就不具有当年满人皇帝统合各族群的符号性。加上军事强人当道,政教体系瓦解,都无法使他顺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征权威,他只能在一片谩骂声中郁郁而终。袁氏称帝在一个普通汉人士绅的眼里都是不齿的事情: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有一段描写,说他梦到袁世凯称帝,在山西崇修书院升堂,刘大鹏被迫随着身着朝服的官员拜舞,觉得羞耻至极,欲死不能,当袁氏秉笔书写他的名字准备封赠官职时,他猛然梦醒。刘大鹏赞成复辟,却主张宣统帝复位,袁氏当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义,可见在一般汉人心目中,满人当皇帝仍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其中也暗含着对皇帝凝聚多民族符号作用的认可。可见,皇帝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像,在当时人的心里还是遗留着很长的影子。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皇帝的影子有多长》一书)
第五节  美式民主与寡头政治(寡名)
选自《参考消息》2017.6.27
【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6月10日文章】题:为什么世界最终会感谢特朗普总统(作者德国政治评论家拉尔夫·基施施泰因)
   美从民主招牌滑向寡头政治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正在衰落当中。只是,我们不愿正视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美国是自由的安全屋,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招牌。
(一) 世界骚乱的制造者
如今我们更加清楚了。是对石油资源支配权的迫切需要导致了伊拉克战争。针对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二场战争只能用化学武器这样卑劣的谎言来为美国遮羞。
整个中东地区则因为人为推动的“阿拉伯之春”而陷入彻底的动荡与混乱。
美国早已从国际秩序的规范者演变成世界骚乱的制造者。就这样,美国在世贸中心遭到袭击后从受到伤害、令人同情的美国变成了自我陶醉、无法预计和咄咄逼人的美国,如今它给人的印象则是彻头彻尾地不负责任。
在小布什任总统时期人们还有这种感觉,他至少会受顾问人员的影响,而现在这位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却完全不为人所动。那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他?
因为唐纳德·特朗普让最后一批还不相信的人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大国美国正在绝望地为其世界地位而挣扎。
(二) 公然宣称不负责任
国内页岩油的开采令中东对美国日益失去吸引力。对于实力很弱的对手,帝国主义的威胁姿态已经过时——但是人们也不应忘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这个经典理论:“内政有问题的话就制造一个外敌。”
只有这样,对无足轻重国家的不断挑衅以及一直维持在爆发边缘的危机策源地才能得到解释。这与这一理念相符。甚至首当其冲可能会受到攻击(比方说对朝鲜)影响的国家——中国、韩国或者日本的行动也镇定、平静和谨慎得奇怪。
人们肯定已经有了这样的印象,这些邻国对美国行动的担心甚于对朝鲜的担心。这么看来,如果特朗普在短时间内重新盯上老对头古巴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这个国家并不重要,但是它就在家门口并且远离西方盟友。
美国对石油的争夺和对美国政治地位下降的恐惧令中东陷入混乱动荡,并且美国把结果抛给了欧洲——难民危机,还有恐怖主义。
  美国对此并不感兴趣,尽管我们的这场危机的要“归功”于美国。可是难民的船只永远都不会抵达美国。
特朗普并没有利用外交手腕来委婉地表示这种不负责任,而是非常公然地表现出来:“美国优先”——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三) “上层阶级”不要民主
    亚里士多德在2500年前就描述了十分强大的民主的进一步发展:紧随(强大)民主之后的是寡头政治。人们可以非常精准地在美国看到这一进程。
    起初民主因为民众普遍和广泛地接受教育而得到增强。在1950至1965年的美国,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这是一个几乎受到全世界喜爱和钦佩的美国。
随着教育水平进一步差异化,一个“上层阶级”诞生,他们不愿再听命于民主规则,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更加优越,最能表现这点的表述就是“超级经理人”。
因此而产生了寡头化的趋势。目前人们已经不可能实现从“洗碗工到百万富翁”的美国梦。
    美国对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赤字说到底只表明了一点:美国依赖世界其他地方,而并非反过来。美国靠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和消费。
    因为贸易赤字意味着一个社会的进口多于出口,消费多于产出。这和希腊的问题一模一样,只不过规模完全不同。因此下一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们要再次“感谢唐纳德”,你让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的这个问题。尽管自身存在认同危机。但欧洲现在必须显示自身力量,而以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来说这种力量是理应具备的。
眼下欧洲必须走自己的路,不是盲目地跟在美国模式的身后,走上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创造一个关注社会福利的自由欧洲。
  美英民主老化,法国试找新路
【香港《亚洲周刊》7月2目(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法国创新与英国守旧对照
    20世纪初,美欧政治理论家对民主的弊端讨论极多,许多理论家认为,民主不能立即解决问题,只会拖延问题,到了某个时刻就会千疮百孔,许多问题一夕并发,使民主政治出现失稳甚至危机。近年来的美欧就到了这样的时刻,政治日益不稳定,各种重大问题交相袭至。目前除美国失稳外,英法也进入不确定的时刻。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是女强人式的人物,她本来政治行情不低,于是她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这是政治豪赌。但她的豪赌输了,议会选举结果是梅的保守党失去多过半数的优势,再加上选后的伦敦大火,死亡人数近百人,梅的声望一挫再挫。由于保守党不得人心,可能面临几个重大挑战,最大挑战是梅原本的硬脱欧将会受挫;保守党将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结盟,但已引起超过73万人联署反对,英国和北爱关系可能恶化,那是另—个等在前面的政治危机;伦敦大火死亡惨重,梅反应迟钝,可能引发民变,严重破坏国家团结。以上的挑战可能引发首相信任危机,这种场面在英国并不多见。
    因此,英国已到了政治大麻烦时刻。脱欧这个问题已使英国严重分裂。至于梅要找北爱极保守的民主统一党结盟以确保她的议会多数,这更是个定时政治炸弹。根据北爱和平协议,英国必须对北爱保持政治中立,否则北爱的现状就可能被破坏,因此梅要和北爱民主统一党结盟,引起极大的反对。伦敦大火虽然只是一场意外火灾,但暴露了贫富不均,火灾受害民众多半是穷人,因此灾民的抗议越闹越大,并可能演变为反梅运动。
    至于能和英国相对的,则是法国在6月11日和18日举行两轮议会选举。法国总统马克龙是聪明灵巧的领导人.他懂得时代风向,锐意改变法国政治,他领导的“共和国前进”运动及盟友民主运动在两轮议会大选中均大获全胜。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天时地利人和使得马克龙在议会大选取得空前成功,他的出现已使法国政治产生巨变,这与戴高乐1958年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出任第一任总统,赢得议会八成以上席次相可比拟。《经济学人》甚至以《欧洲救世主》这样的封面称赞马克龙。
    近代学者与时事评论家早已发现.美欧的民主早已老化,最大原因乃是政党老化,政党议员的认知只是追随既定的条条框框,并不能跟随时代的脚步,调整自己和政党,政客老化及政党老化,遂使得民主政治只是造成时代脱节。而马克龙是个敏锐的政治人物,他以创新的思维,以39岁之龄顺利当选。当他夺得总统大位后,就提名人选参加议会议员选举,当中有大量的政治素人,用以打破过去的习惯。由于他的议员提名满足了时代人心,两轮投票下来,执政阵营都告大胜。
    传统的法国社会党,从过去277席减到只剩几十席,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勒庞的极右派国民阵线所获席次也只是个位数。以前的右派共和党原本希望成为国会最大党,但勉强有近百席而已,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运动成了最大党。法国议会选举改变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版图,传统政党均告大败,必须面对可能边缘化的最坏命运。马克龙的时代已经到来。
    马克龙在6月15日邀请全球创新者、工程师及企业创投家到法国参与建设,准备把法国从—个吃老本的国家变成“创业国家”,他也表示即将启动“法国科技签证”,这是—种“人才护照”,法国对创新亦将改变融资与赋税政策,这显示马克龙将继续全球化,并推动创新发展。这是未来全球大方向,法国是欧洲的先行者,这显示法国在欧洲是第一个摸索新方向的国家。在马克龙带头下,其他国家可能跟进,法国会替欧洲开展一条新路。综观英国仍为老问题纠缠,法国则试着找新路,这真是极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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