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命门学说评价

山人

明代命门学说评价

　　命门之称首见于《内经》，“命门者目也”，《难经》则谓：“其左者为肾，右为命门。”言脏有六，自此之后魏、晋、隋、唐医家对命门学说理论实无突破性创新发展。明代命门学说以孙一奎、张介宾、赵献可为代表，以理学易理为理论架构基础，医易结合，有着鲜明的特色。以往我们对明代命门学说的讨论，要么不分析理学思想对其影响的利弊，要么没从文化与中医学相互渗透的整个历史过程来审视这种影响与其它历史时期的异同，难得其全貌，因此，以明代命门学说为代表，分析这个时期“医学—哲学”模式与其前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价明代命门学说的理论创新及临床应用价值，能给时下中医理论的传承创新一点有益的思考。

　　

        在中医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哲学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内经》为代表在先秦两汉之际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期的哲学思想起到了建构作用。哲学中的具体学说，比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结合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成为中医学建构理论框架的重要思维模式工具。其后由汉至宋这个很长历史时期内，哲学所起到的作用与先秦两汉中医理论初始建构之时已大不相同，这段历史时期，哲学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医者论述其医学观点的哲学论据，而并非是先时理论建构之际思维模式工具之用，明代又不同于宋金元时期，理学始于宋，虽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至门户分于金元”之说，但理学相关内容如太极、体用、先天后天等直至明代方作为思维模式工具之用在医学中广泛用，被加以改造吸收为中医学理论。

　　

        理学家多喜研《易》，理学开山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取道家之“无极”、《易经》之“太极”，提出太极本体论，金元医家亦常将易理与医理相互参照、相互发明，但依旧是把《易》、理学的思想，作为一种说理工具和医理之外的论据来更形象的表述其医理，如刘完素常以卦象来阐释其怫郁理论、李杲以易象喻药理“荷叶之物中央空，象震卦之体。震者，动也，人感之生”、张从正以卦象比喻人体器官。直至明代，方以命门学说为代表，突破了金元医家以易理比附医理或药理的方法，理学家之易学思想直接参与中医理论的构建，把命门作为人身之太极。孙一奎讲：“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谓一体者，太极之理在焉。”将太极之理论融入于医学，提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张介宾也是用太极理论阐述命门，“太极者，天地人之心也，即所谓性命也”，在天“命门为北辰之枢，司阴阳之柄”，在人则是“命门居二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命门“居两肾之中而不偏于右”，“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宝。”赵献可讲：“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七椎……此处两肾所寄，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宫，即太极图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窍，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周子惧人之不明，而制为太极图……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极之形，在人身之中，余因按古人铜人图画一形象，而人身太极之妙，显然可见。”完全参照周敦颐的太极图，认为人身太极就是命门。

　　

        以《内经》为代表，在中医理论建构之初，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些理论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把中医实践经验穿织起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与此相比较，明代的命门学说则是在理学与中医学之间做了一种比附和思辨，更多的是两个学科理论之间的推演，在太极为宇宙根本的理学思想影响下，医家去寻找人体的太极，仿照理学太极思想去构建了“虚空”的命门理论，虽然从“医学—哲学”模式的发展来看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于中医临床实际上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发展。从表面上看明代医家运用理学太极学说的原理所做的一些讨论已经发展甚至是超越了《内经》的高度,如对于生命体的形成，《内经》云:“两神相搏,和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以母为基,以父为楯。”“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生命是由父母精气的结合而形成的，而孙一奎则讲：“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火非水，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这种比附理学的、不符合生命规律的所谓“创新”解释并不值得颂扬，也无益于中医发展。明代命门学说对临床应用并无多大的改变，在实际应用中把对命门的认识多归并于肾了，如赵献可重视命门先天水火,其云:“医家不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剂者,其于医理尚欠太半。”从他推崇的六味、八味来看,他所说的命门、先天水火等,在临床应用中不过是肾的代名词而已，理论上独特新颖，但对临床并无多大指导意义，这样的创新更多的是医家攀幕理学圣风而特意引用、比附的表现。

　　

        综上所述，以明代命门学说为代表，明代医学吸取了理学中的具体思想作为构建医理的思维模式工具，颇似中医学理论最初建构之时古代哲学与医学相结合的方式，但更为呆板机械，不乏盲目比附之嫌，理论上、表面上虽不乏创新，但对于临床并无深层次的改变和指导意义。时下中医学的发展亦应该以此为借鉴，合理评价中医学的特殊“医学—哲学”模式，更好地显现和发挥中医学理学的自然科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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